土登嘉措

藏历第十五饶迥(1876年)火鼠年五月五日，土登嘉措降生在下达布地区一户普通农家里。由于该户处在形似矫健的大象的朗林拉巴山前，故称之为朗顿(大象旁之意)。

当时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去世已一年多了，按惯例首先请八世班禅丹白旺秋打卦问卜。八世班禅答复说达赖灵童已经出世，其方向在拉萨的东南方。而后，护法神也说灵童已在拉萨东南方向出世。于是，摄政达擦和噶厦政府派出多人寻访，在查询过程中，人们发现朗顿的情况与圣湖显影、神佛预言完全相同。他们即致函政府，详细汇报了所见所闻。噶厦立即派人到朗顿再度进行认真考察，指示其父母将男婴出世前后的吉祥预兆，详实地作一书面禀报。

根据各地传报的情况来看，朗顿的男婴无疑是达赖转世灵童。但为了慎重起见，噶厦再次派人携带哈达、镀金铜白度母像等敬献物，前往灵童出生地。随后，八世班禅丹白旺秋、摄政达擦呼图克图、各寺高僧等一致认为灵童确系前世达赖转世，因而通过驻藏大臣松桂上奏皇帝。光绪皇帝下谕旨云：“贡嘎仁钦之子罗布藏塔布开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称毕勒罕，毋庸掣瓶。”（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噶厦接到谕旨后，即派专使前往转世灵童降生地宣读皇帝圣旨。

藏历十一月一日，灵童由噶伦宇妥为首的迎请官员陪同，浩浩荡荡前往拉萨。沿途部众焚香，僧人们手持经幡列队迎送灵童。十四日，灵童抵达拉萨东郊的蔡贡塘。按惯例，驻藏大臣松桂捧读了圣谕，宣读完毕后，灵童向东方行了三跪九叩礼，然后由驻藏大臣等向达赖灵童敬献哈达，达赖灵童也向驻藏大臣回赠了哈达，并送了镀金佛像等厚礼。

藏历土虎(1878)年正月四日，八世班禅丹白旺秋应政府的邀请前来拉萨。十一日，班禅额尔德尼、摄政达擦呼图克图等一同前往蔡贡塘会晤达赖灵童，互献哈达。之后，在日光殿的主圣前，由班禅额尔德尼剪去灵童的顶发，取法名为“吉尊阿旺桑土措晋美旺秋却勒南巴杰娃德白桑布”。为了庆贺灵童剃发取法名，西藏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

此后，西藏地方政府通过驻藏大臣松桂，请求“准许下年举行达赖坐床大典，并用黄色马鞍。”土兔(1879)年公历五月，光绪皇帝谕旨云：“达赖喇嘛转世已确定，今年六月十三日良辰吉时举行坐床，甚佳，朕深喜之!现赠达赖喇嘛黄哈达一条，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铃杵一套。达赖喇嘛坐床之后，可启用前世达赖喇嘛之金印，并复奏皇上谢恩。经用黄轿及黄色的鞍辔均予准用。封佛父贡嘎仁庆为公爵，赏戴宝石顶子，着孔雀翎，依旨遵行，钦此!

佛父贡嘎仁庆被封为公爵以后，噶厦政府按惯例又拨给庄园和农奴，遂成为大贵族之一，名为朗顿。

五月十三日，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正式开始。达赖喇嘛在悦耳的鼓乐、号角等乐器声乘着由8人抬着的黄色轿子，在摄政达擦呼图克图、钦差大臣等汉藏僧俗官员的簇拥下向拉萨进发。

按旧例，达赖喇嘛首先到大昭寺，向释迦牟尼等佛像叩头敬礼，敬献哈达。十四日正逢良辰吉时，在布达拉宫司喜平措大殿送达赖喇嘛礼品，并由一位年长的堪仲(僧官担任的大秘书)大声宣读了皇帝发来的贺信谕书。接着驻藏大臣向达赖喇嘛敬献上等哈达1条，青玉如意1件，并且将皇帝赠送的阳纹缎织画像1幅、一条哈达，长柄玉盏1个，镀金银轮1件、银制曼遮1个和汉银1万两等礼品呈请达赖喇嘛过目。

为了庆祝达赖喇嘛坐床，西藏进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坐床大典举行之后，按照惯例，达赖派白产堪布前往北京，向皇帝呈送赞颂其恩德的奏本。其中云：“我们边地众生之幸福，过去来自您的恩德，今后不靠皇上靠何人?”

藏历水马(1882)年，达赖年满7周岁，已到受戒年龄。但因八世班禅有病，由经师通善济咙呼图克图在大昭寺给土登嘉措受沙弥戒。接着，继续在哲蚌寺学经求法。

是年，八世班禅丹白旺秋圆寂。火狗(1886)年四月八日，摄政达擦通善呼图克图去世。次日，驻藏大臣色楞额前去验尸，并封了摄政的大印。“十三日，四大噶伦、总堪布等人带着哈达、曼遮等礼品，前往布达拉宫向达赖报告并商讨继任人选问题。报告说，达赖喇嘛还年幼，且要求学念经，故摄政之事暂由第穆呼图克图代行为宜。噶厦专门派人与两位驻藏大臣磋商摄政的人选，根据与驻藏大臣磋商决定，任命第穆呼图克图为代理摄政，并按照驻藏大臣的意见，多喀瓦、宇妥等三位大臣前去向达赖喇嘛报告。”（《传记希奇珍宝链》上卷，138页）

于是，驻藏大臣转奏皇帝准许第穆呼图克图代行摄政职权。为了保持西藏政局的，当年的藏历五月十三日，举行了第穆呼图克图宣誓就职仪式。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三世达赖已二十岁，按照旧例，应由班禅给他授比丘戒，但九世班禅年幼刚受沙弥戒，不够资格，改由佛师普觉罗桑楚臣强巴嘉措传授了比丘戒。这时，西藏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即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暴亡，由十三世达赖亲政。在同年十月，第穆“因病”请求“辞退”，驻藏大臣奎焕向清朝政府上奏，批示是：“谕军机大臣等，……第穆大臣图克图既据奏称因病力求辞退，著即准其所请，所有藏番政教两务即归达赖喇嘛掌管”。据十三世达赖的藏文传记载，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名义是“辞退”了，实际上仍操纵着大权，并进行诅咒，想把十三世达赖害死。据说有一天第穆呼图克图之弟傲布才仁给十三世达赖送了一双靴子，达赖穿上以后感到身体不适，就请乃迥降询问，乃迥说第穆呼图克图送的靴子里面有鬼，达赖把靴子拆开检查，果然发现里面藏有达赖生辰年月日的咒符，可使十三世达赖早日死亡。于是十三世达赖就逮捕了第穆呼图克图之弟傲布才仁进行审讯。当晚第穆呼图克图即在他的丹吉林寺暴亡。时年四十五岁。

第穆呼图克图逝世后，十三世达赖就完全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当时他面临着英帝国主义者军事侵略的进一步威胁，英人已放出了进攻拉萨的狂言。对于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十三世达赖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决心领导西藏僧俗人民进行第二次抗英战争。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次年，英军攻占春丕、帕里。当英军到江孜时，受到藏军有力的阻击，双方发生了激战，英国人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江孜保卫战。后来，英军又派来了增援部队，即向拉萨进发，当年八月三日占领了拉萨。

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达拉萨的前夕，从布达拉宫出走，经黑河，越过唐古拉山，而进入青海，前往外蒙古，当到达外蒙古之库伦时，企图逃往俄国。后来，由于受到清朝驻外蒙古大臣和从北京派来的钦差大臣之劝阻，赴俄的目的才没有达到。

对十三世达赖出走，驻藏大臣有泰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对于十三世达赖在英军占领拉萨时出走一事，应该理解为他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是被迫出走的，似为妥切。因为十三世达赖到达外蒙古以后，即通过清政府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向清政府代表，请求援助抗英。对清朝政府“革除”达赖名号一事，西藏僧俗群众非常不满，驻藏大臣有泰也感到这事办的很不妥当，乃向清政府请求“开复达赖名号，以顺番情”。清朝政府的批示是：“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启程后，再降谕旨。”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4月，十三世达赖由库伦启程返藏，九月抵青海塔尔寺。陕甘总督升允向十三世达赖转达了清朝政府的“奉旨款留，暂不回藏”的“上谕”。因此，十三世达赖就在塔尔寺等候“谕旨”。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命令十三世达赖先到山西五台山朝佛，然后“赴京陛见”。土登嘉措即于是年11月离开塔尔寺，次年正月十八日到五台山，在此停留了约半年。7月27日，清朝政府特派军机大臣和山西巡抚前来五台山，敦请十三世达赖入京“陛见”。8月4日，土登嘉措到达北京，受到妥善的接待，仍令住在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居住过的黄寺，清德宗在中南海紫光阁为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设宴洗尘。不仅“开复”了“名号”，而且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决定给达赖每年“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按时拨付。

在北京期间，十三世达赖数次与慈禧太后和清德宗会悟，据十三世达赖的藏文传记载，当时土登嘉措要求他直接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奏事”，没有批准，仍要他有事必须通过驻藏大臣“代奏”。接着，慈禧和清德宗相继逝世，溥仪作了皇帝，改元宣统。

经清朝政府批准，十三世达赖即于1907年11月28日离京返藏。1909年（清宣统元年）10月30日返抵拉萨，驻藏大臣联豫在扎什城表示欢迎。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回藏后，与驻藏大臣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矛盾的焦点，则是川军入藏问题。土登嘉措未抵拉萨之前，联豫即奏请由四川调两千官军入藏，得到清朝政府的批准。按理讲这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权应该派军队进驻西藏。但是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进驻西藏的军队，应是经过训练、军纪严明的部队。然而川军进藏以后的纪律很坏，川军一入拉萨，沿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又在琉璃桥畔杀了济仲大喇嘛。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

十三世达赖逃亡印度以后，清朝政府又下令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名号，并要驻藏大臣另找灵童代替。这样，不仅在西藏引起极大的震动，即在内外蒙古、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蒙藏群众中引起强烈反感。但清朝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

接着，在内地辛亥革命成功，清帝宣布退位，成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藏历五月初五日，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启程回藏，曾与九世班禅会晤于热隆寺。不久，十三世达赖从热隆寺又转移到桑顶寺，因拉萨战事尚未结束。他在桑顶寺住了两个月，于是年八月二十九日离开桑顶寺，十二月十六日到拉萨。当十三世达赖到达拉萨之时，国内政局已发生新的变化，孙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民国元年（1912）7月19日，北洋政府设立了蒙藏事务局，任命蒙古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布为总裁。十三世达赖主动给贡桑诺布写了一封信，派蒙古族喇嘛罗布桑东珠尔为代表，前往北京。

袁世凯见到十三世达赖来信以后，即于民国元年10月28日发表了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该命令称：“……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此令。”

十三世达赖接到“开复名号”的命令以后，即通过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给袁世凯转去一电，达赖要求北洋政府派人到印度大吉岭进行谈判，反映了当时西藏形势的迫切需要。当拉萨川军兵变，包围色拉寺失败，反而被藏军反包围以后，西藏靖西同知马师周等人即由印度致电四川者督尹昌衡告急，请求速发援兵入藏。陆兴祺也由印度致电北洋政府和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要求速由川滇出兵援藏。这样，尹昌衡和蔡锷接到命令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川军越金沙江，到达了察木多，拟由中路直达拉萨。滇军也进入康区，攻克了乡城，拟由南路经波密进军拉萨。

英帝国主义看见川滇两军进展顺利，立即出面进行干涉。一再提出要求，要北洋政府派遣代表到印度大吉岭召开西藏会议，并主张西藏方面也要派代表参加。北洋政府在英方压迫之下，不得不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与云南都督蔡锷停止向西藏进军，同时也向英国表示同意举行谈判，派陈贻范和王海平二人为中国方面的全权代表，西藏方面则派伦青霞札等人为代表，英国方面派印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为代表参加。会议由原来在印度大吉岭召开，改为在印度西姆拉召开。西姆拉会议以英国提出的“折衷”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折衷”方案的换文中还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主要内容是把我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为“内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则包括西藏与西康地区，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而让诸藏人自理”，“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并强迫中国代表在草约上签了字。签字消息公布后，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北洋政府乃命令陈贻范拒绝在正约上签字。英国即宣布英藏两方签字，中国未签字，不得享受条约上的权利。至此，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彻底破产。英帝国主义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勾结，秘密篡改中印边界地图，提出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非法边界线，妄图将历来属于我国西藏地方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版图。

1919年，北洋政府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朱绣、李仲莲及红教喇嘛古浪仓等由青海赴藏，“与达赖联络感情”。同年八月抵拉萨，受到西藏各界的热烈欢迎，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也会见了朱绣一行，并有悔忙乱之意，在朱绣一行由拉萨启程返回之时，十三世达赖设宴饯行，席间十三世达赖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忙乱云云。”

达赖这一段话，态度还是友好的。朱绣临行前，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送来藏字公文一件及礼物多种，其倾向共和之心较达赖殆有过之”。这是朱绣等人的感觉，认为九世班禅的态度比十三世达赖更为友好。

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积极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直接危害到达赖和他代表的阶级利益，达赖集团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达赖开始有了觉悟，又想和祖国各族人民联合，以便对抗英国。

此时，1925-1927年的大革命已经失败，国共和合作已经破裂，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但仍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招牌，使达赖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若干幻想。1928年冬，西藏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奉达赖指示，前往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他回藏后交给达赖，这是西藏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的开始。1929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文官长古应芬的名义，派刘曼卿前往拉萨，试探达赖的态度。刘曼卿于1930年春抵拉萨，先见达赖，达赖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当刘要离拉萨返回内地时，达赖又答应再予接见。这次接见时，达赖向刘曼卿谈了很多问题，嘱刘回去报告国民政府。如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吾于政府所希求者不大，能于最近予藏以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足矣。”这说明达赖还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康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是拥护祖国统一的。

达赖之所以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关系，一方面是反映了当时西藏上层对国民党政府存大若干希望，以便了解国民党政府究竟有无力量能不能帮助西藏摆脱英帝国主义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向英帝国主义者表示了一下态度，英帝若再要干涉西藏内部事务，西藏就要投向祖国怀抱，要英国政府放聪明点，适可而止。一般的书籍把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这种政策，叫做“骑墙政策”。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1928年派北京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前往南京，陈述西藏地方政府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意愿。同时，在西藏达赖十三世发现黄教各寺喇嘛不守清规，吃烟、喝酒、嫖妓、赌博或出外谋生等等，事态严重，每况愈下，所以进行了严厉整顿。1930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蒙藏委员会会议。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派僧俗官员参加，并委任楚臣丹增等人为常驻南京的代表。次年，正式成立“西藏驻南京办事处”。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罗布林卡圆寂，享年五十八岁。

十三世达赖圆寂以后，三大寺代表和噶夏僧俗官员会议决定在十四世达赖未执政前，特请热振呼图克图出任摄政，掌管西藏政教事务。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繁忙的政教事中，仍抽时间从事写作，他的著作据藏文传记称有：《佛师普觉传及建塔史略》、《关于音韵学的注释》、《关于僧众戒律问题》、《佛教讲论经典的解释》等。

十三世达赖的灵塔殿在布达拉宫，土登嘉措的灵塔于1934年动工，历时三年完成。据史料记载，灵塔塔身高约14米，耗费黄金595公斤，镶嵌各种宝石4万余颗，可谓璀璨生辉，夺人眼目。灵塔正上方还有一尊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像。

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殿是布达拉宫最晚的建筑，也是一座封闭型殿堂，参观后要顺原路返回第三层，而在第三层四壁又可看到绘有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生的传记壁画。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一般不开放，如果运气好或许可以跟前来参观的外国旅游团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