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于湖北宜昌。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由于他的父亲在一家法国企业工作，朱光亚兄弟姊妹在少年时就得以接受西方教育。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重庆，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朱光亚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 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年半里，朱光亚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他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朱光亚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出中国也要做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推荐两名助手同去。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两名助手，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9月，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不久就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继续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朱光亚在年轻的核物理学家M.L.Wiedenbeck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

1949年秋，朱光亚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并获博士学位。

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归国前，他牵头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1952年12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任英文翻译。

1953年1月，全国院校调整，朱光亚接受组织安排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在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同年4月，朱光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至1959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

1959年7月起，朱光亚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程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领导并指导了核武器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重要工作。

1964年至1966年，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

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中国地下核试验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核试验转入地下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970年6月至1982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副主任，在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同时，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技领域的重要工作。其间，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6年，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中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中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

1994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1996年5月，朱光亚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同年，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

1999年1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同年9月9日，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同年9月18日，国家授予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2年5月，获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朱光亚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3]  [5-8]} 

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及历次核试验，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还参与组织领导秦山核电站筹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 ^[9]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朱光亚等科研、生产人员以及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1963年5月，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8月，朱光亚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在他和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1964年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1964年6月6日，朱光亚在青海基地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进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综合预演。6月12日，朱光亚组织起草完成了《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对核装置运输、总装与质量检验、引控系统调试、测试项目等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开始全面转入现场实施阶段。10月8日，朱光亚等在现场亲自指导技术人员严格按规程进行原子弹装置装配与检验。14日晚，经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等签字后，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被吊上铁塔。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0] 

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

到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时，航弹气动外形、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也已改装完成。随后，他们又在首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对核装置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做了设计改进，最终完成了首颗核航弹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原子弹与导弹结合而成的核导弹，是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弹头与核航弹相比，在体积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减小，所要经受的飞行环境条件则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工作难度更大。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朱光亚等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 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轰试验，并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同时，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年6月，朱光亚等人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经过一系列地面环境试验后，为鉴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核爆炸试验（两弹结合试验）。

1966年10月27日9时，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10] 

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

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1967年初，氢弹正式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终于加工完毕，8日运抵试验基地，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 ^[10] 

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1969年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在现场指挥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中国首次进行地下平洞核试验。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 ^[10] 

朱光亚图册(21张)

1971年，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受命参与组织领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在朱光亚的支持下，项目组经过与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论证，逐渐达成了共识，提出了用压水堆的意见，并很快完成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方案。后来的实践证明，压水堆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和世界核电站发展的主流。朱光亚指导了核电站研究、设计任务的分解，以及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开展，特别是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研制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指导，使核燃料组件得以完全立足于中国国内研制成功。

朱光亚亲自参与领导了核电站的踏勘选址，亲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4年2月，朱光亚主持了秦山核电站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会议，审查批准了扩大初步设计，并对即将开展的工程建设中将要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和工程进度等作出了决策。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 日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中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

由于从事领域特殊的原因和为人低调，朱光亚生前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只有4篇。 ^[2] 

论文：《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 ^[6] 

1955年5月，朱光亚调离了吉林大学，在这3年时间里，吉林大学物理系从无到有，师资队伍发展到50多人，建成12个实验室，当时的物理系在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朱光亚在吉林大学教过的学生有519人，他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3人（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教育部副部长1人，著名大学校级领导人6人，国家科学奖项获得者、著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数百人。 ^[1] 

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

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95年10月，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7年后，担任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名誉董事长。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此外，朱光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四届名誉理事长。他还先后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 ^{[3]  [11]} 

1985年、1988年，朱光亚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朱光亚(3张)

1985年，《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88 年，《我国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996年，由朱光亚主持撰写的《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获全军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同年11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08年6月，获中国第七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4]  [9]  [12]}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朱光亚与其他22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 ^{[4]  [12]}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13]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词） ^[14] 

朱光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科学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他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奋发进取，为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网评） ^[11] 

朱光亚同志是老一辈科学家中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他厚德载物、行为世范，坚持原则、勇于担当，光明磊落、谦虚谨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他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评） ^[15] 

2014年12月24日上午，由中国科协、总装备部、中国工程院联合主办的朱光亚学术思想座谈会在京举行。 ^[16] 

2014年12月24日下午，北京大学举办朱光亚诞辰90周年纪念会暨朱光亚纪念室建设启动仪式，会议期间，举行了朱光亚铜像揭幕仪式。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