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

刘仁(1909-1973) 原名段永鹬（段永强），四川酉阳（现为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五育村人，土家族。

1924年到北京，入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在舅父赵世炎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到中共天津市委工作，任纺织行动委员会书记，组织赤色工会，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1930年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932年宣布无罪释放。

1933年起，先后在内蒙古、张家口、北平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和群众工作，策动国民党地方军队参加抗日同盟军反蒋抗日。

1935年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7年底回国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兼班主任。

1938年冬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

1942年任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改称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等职。对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和日伪统治的大城市中党组织的重建、发展，做了重要工作，并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军火、药品和通讯器材等物资。

1948年他及时向中央汇报了敌人妄图偷袭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西柏坡的重要情报，中央立即采取了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他还为紧密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促成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城工部部长，组织平、津、唐等城市广大地下党员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形成“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为首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贡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坚贞不屈。

1966年11月，一天深夜，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把刘仁同志抓走了。之后是一连串无休止的游斗，刘仁同志受到百般凌辱。1968年1月以后，刘仁同志被带上沉重的手铐，非法关进监狱，不允许孩子和爱人探视。1972年底，刘仁同志的爱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体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探监结束所带回刘仁的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痕，上衣有斑斑血迹。

1973年10月26日，甘英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北京市第六医院去，这是甘英最后一次见到刘仁同志了。

1973年10月26日21时30分，刘仁同志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65岁。刘仁同志逝世后，夫人甘英同志曾撰文《非常的考验——深切怀念刘仁同志》以示怀念。

197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为刘仁同志举行追掉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聂荣臻同志主持，林乎加同志致悼词，称刘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北京市人民的好领导”。

1934年，王再兴到北平寻找党组织，他到了一个联络点，刚刚走近，就发现周围有不少可疑的人在转悠。突然，王再兴看见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远远地过来了。他赶快迎着刘仁走过去，边走边向刘仁摇手。刘仁心领神会，迅速离开了是非之地。

解放以后，刘仁曾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王再兴也于1954年调到北京后，多次听人提起，说刘仁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希望和他见面。王再兴觉得当年向刘仁报警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值一提。刘仁身负重任，工作忙，不便打搅。尽管同在北京，他从未和刘仁联系。后一位在北京市委工作的同志听说此事后向刘仁求证，刘仁高兴地说：“王再兴救过我，我一直在寻找他。我一定要和他见见面。”在这位同志的帮助下，1960年春节前，王再兴到北京市委大楼去见刘仁。战友重逢。 ^[1] 

1966年11月，江青和陈伯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刘仁同志的名。随后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人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将光着一双赤脚的他强行带走了，戴上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自从进了这里之后，他就再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则是一个数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号码：6803。

1968年1月，一个颠倒是非的简报送到了“四人帮”手中，刘仁于是就被升级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敌特分子”。“四人帮”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要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

刘仁经常被突击提审。

这种提审，实际上是对人从肉体到精神的一种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审的人员，就是在这种“突击提审”后，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对刘仁的突击审问更是残酷至极，每次都长达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极为痛苦。几十天折磨下来，使他每天咳嗽不断，有时一天吐痰达1公斤之多。“ 四人帮”妄图用此办法来摧毁刘仁的意志。

审讯室里，刘仁一双目光怒视着专案人员。

专案人员见刘仁经过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后，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头认罪”，就大声地问：“刘仁，你知道‘二月提纲’吗？”

就像当年从事地下斗争面对敌特的审问一样，刘仁泰然地回答：“当然知道。”

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文革搞的吗？”

刘仁：“不知道。”

专案人员逼问：“你一直在家养病，为什么突然要跑去参加彭真的这个会议？”

刘仁反问道：“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真让我参加讨论，我能不去吗？”

专案人员未想到刘仁会如此地反问，就大声地吼道：“刘仁，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和彭真为什么要背着中央文革的首长，搞这个‘二月提纲’？”

刘仁坦然地回答：“讨论‘二月提纲’的会议，他们是参加了，可为什么又说没有参加，是彭真背着他们搞的呢？这不符合事实。在会上，我也未见他们之间有过不同意见，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吵，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事情。”

专案人员一听，气得直拍桌子：“刘仁，你胡说，你要为你的这些言论负责！”

这时，刘仁将戴着手铐的手高高举起，毫不退让地说：“我是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讲违心的话，不能不尊重事实，决不能把党搞乱，我敢为我的言行负责！”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鉴。

刘仁再次被提审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难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却坚如钢铁，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线。

当年刘仁领导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开展斗争时，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党员，都是按照党的地下斗争原则进行的是单线联系。作为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的刘仁，以“老头”的代称领导着这支地下党员的队伍，一条条北平地下党员的线索，最后都归到刘仁这个“老头”的总指挥部，他是唯一一个了解北平地下党员全部情况的人。“四人帮”一伙知道，要想达到将北平地下党打成“特务窝子”的目的，能够提供全部情况的就只有刘仁一个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攻下刘仁，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目标。

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打错了算盘，刘仁这个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资格的地下党负责人，又岂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对于“特务窝子”的审问接连不断。

专案人员：“刘仁，你得老实交代你的特务问题！”

刘仁：“特务，谁是特务？”

专案人员：“你就是特务，解放前就潜入了党内。”

刘仁听后一阵大笑，用手提了提脚上的镣铐，屋子里便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声音：“请问，你们有凭据吗？有证人吗？要说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到城工部工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组建北平地下党的，为解放北平做准备。当年全市的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开展斗争时，你们都在哪里？你们凭什么说这些话，凭什么来审问我？”

专案人员被驳得理屈词穷，就冲上去拧刘仁手上的手铐，疼得刘仁头上直冒汗水。

专案人员：“说！你这个特务头子说不说？”

刘仁忍着疼痛站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党中央，问毛主席，问周总理，我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党员们，当年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工作的，他们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劳是不容污蔑的。我刘仁个人的问题你们可以审查，但绝不能任意污蔑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面对个人的生死，刘仁就是这样大义凛然。他深知自己作为当年北平地下党的“老头”，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安危而编造历史，嫁娲于人。如果自己有半点不慎，就会给当年的城工部，给北平地下党的党员同志们造成无法设想的后果。面对监狱、镣铐和非人的折磨，刘仁宁死不屈，不为解脱自己而尾随于人，也不为苟且偷生而取悦于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证明。有些同志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的问题，经过他的证明而得到了澄清。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捍卫了党，保护了同志。

刘仁被关在监牢几年时间里，吃饭都得举着被手铐铐着的双手，然后从门下面的那个小洞去掏窝窝头。睡觉时被规定脸必须朝外，被冰冷的手铐铐着的双手就得一直压在胸口的同一侧，时间一长疼痛难忍。到了冬天，手上的手铐也一刻不准取下来，连穿衣服都不准取，棉衣连衣袖都无法伸进去，只能披在身上。由于长期胸口受寒，肺炎不断，最后发展成了严重的肺结核。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加之没完没了的无情审讯和折磨，就连上厕所也要作为要犯严密看管，刘仁的两只手腕被手铐磨得露出了骨头，脚也被脚镣磨烂。

1973年10月26日，刘仁在秦城监狱含冤而死。“四人帮”的专案人员规定“他还没有结论，孩子们不能戴黑纱”，“不能向别人讲”。就连对刘仁的遗体进行火化时也不能写上他的真实姓名，而只能写上他的囚号：6803。

正如当年刘仁在秦城监狱里对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说：“我这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坐过外国侵略者的牢，想不到还要坐我们自己建造起来的牢房。”

1980年12月23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时，甘英担任主审审判员，她与同时担任此案审判的刘丽英、曲育才、黄凉尘坐在审判台的第一排。中央电视台特地对甘英播放了一个特写镜头，人们看到这位主审法官威严面容的时候，同时也看到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