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东

顾玉东，手外科、显微外科专家。山东省章邱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教授。长期从事手外科、显微外科临床研究和理论工作。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70年代首创膈神经位移，83年创用多组神经位移，治疗臂丛根性撕脱伤，优良率达84.6%，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创对无法利用多组神经位移的病例健侧颈7移位，获1993年国家发明奖二等奖；设计的“二套血供的手术方法”使我国首创的足趾移植术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3年起应用皮瓣修复肢体创面，先后首创小腿外侧皮瓣，静脉干动脉化皮瓣，获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组织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长段膈神经及颈神经移位治疗臂丛根性撕脱伤获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姓名：顾玉东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37年10月19日

籍贯：山东省章邱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所长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  。

研究方向:手外科、显微外科临床研究和理论

个人专长:手外伤修复与再造，手麻、肌肉萎缩的诊治，周围神经损伤的诊治，臂丛神经损伤的诊治。

职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卫生部手功能重点实验室主任

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会常务委员

《中华手外科杂志》总编辑

《中华创伤外科杂志》（英文版）副总编辑

《中华外科杂志》、《中华骨科杂志》、《中华显微外科杂志》编委。

1986年被命名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989、1995年二度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89-1996年被评为上海市科技精英高等学校教学精英、科技功臣、上海市先进标兵；

1996年被卫生部授於白求恩奖章；

1997年一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

1999年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

“静脉蒂动脉化腓肠神经移植”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足趾移植术中血管变异及处理”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臂 丛神经损伤诊治”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健侧颈7神经移位治疗 臂丛根性撕脱”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肢体创面的皮瓣修复”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配于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手外科工作。

1966年曾参加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再造拇指的工作。后来，他在总结了足趾血管的变异情况，提出了足趾移植中二套供血系统的方法，明显提高了该手术的成功率。

治疗臂丛神经根性撕脱伤方面，他首创膈神经、多组神经及健侧颈7神经移位术。为肢体创伤设计了多种皮瓣及带血管神经移植。在显微外科基础研究中提出血管内皮细胞愈合机制及平滑肌酶的变化规律。

1986年晋升为上海医科大学教授

1992年任卫生部手功能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4年当选为工程院医疗卫生部院士

1995年任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

1997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教授。长期从事手外科、显微外科临床研究和理论工作。70年代首创膈神经位移，83年创用多组神经位移，治疗臂丛根性撕脱伤，优良率达84.6%，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创对无法利用多组神经位移的病例健侧颈7移位，获1993年国家发明奖二等奖；设计的“二套血供的手术方法”使我国首创的足趾移植术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3年起应用皮瓣修复肢体创面，先后首创小腿外侧皮瓣，静脉干动脉化皮瓣，获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组织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7 年的一个晚上，当时还只有十岁的我因脑膜脑炎突发高烧抽筋而不省人事。医院的值班医生急忙把一名年资较高的王医生从家中叫来！后来我知道救人心切的王医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他没顾上自己的疼痛，赶紧爬起就直冲我的病房，帮我降温和腰穿，为了防止发生脑疝，他还一点一点地抽脑脊液。从凌晨一点一直忙到早上八点，总算缓解了我的症状，在当时青霉素并未普及的情况下，是王医生把年幼的我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而这当时他自己的脚趾已经骨折了。从此，王医生的形象就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我决定，也要做一个像王医生那样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好医生 ！此后，无论经历多少生活的坎坎坷坷，甚至是在日军探照灯下中的死里逃生，我都没有忘记最初的誓言和志向。

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 记忆中的上医是一个高手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那时一共有医疗，公卫，药学三个系。虽然条件艰苦，一个宿舍上下铺，8 个人，大热天没有电风扇，热了就只能到外面乘乘凉。但良好的学习环境，雄厚的师资力量让我并不以此为苦。 当时上医的一级教授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其中就有我们现在所熟识的颜福庆校长，沈克飞教授等。他们的授课风格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简练严谨，高度概括，真正做到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甚至有时下课都不用再进行复习。我就是在这种充满艺术与哲理的授课方式中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医学思维习惯和学习方法。 也就是在上医学习的几年里，我响应了毛主席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不断的学习中去。几乎每天我都泡在图书馆学习，偶尔只在周日的时候回家吃顿午饭，见一下父母，便很快又回学校继续奋斗，甚至连寒暑假包括春节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就这样五年如一日。因为我深深地知道要成为一个好医生就必须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同时，更要注意全面发展。一个好医生就要品德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这样的决心，才能达到自己定下的目标。我在政治上也对自己有要求，并在大学期间提交了入党要求。由于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我在大学期间总共超过 1000 次的大小测验考试中没有拿过4 分，全是满分5 分，就连体育以及当时的“劳动卫国制”也毫不例外。 大学期间，因为我成绩好，所以做过各种科目的课代表。与别人不同的是，我考试的时候不复习，而是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补习，这样自己也等于又学了一遍，像这样大家一起总结，比自己看书的收获还大。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知识要全面，偏爱一方面是愚蠢的行为。

在85 至87 年间，我做了将近100 例这样的手术，边实践边总结，终于归纳出了用两套供血系统的方法进行足趾移植，这是我的新方法，有了这个方法，只需多加两小时，一个脚趾就等于有了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还有另一个，双重保险。所以后来凡是做两套供血系统的手术，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失败。我也因此在87 年第一次获得了国家进步二等奖。 其实，临床难题就是科研对象，一定要，也一定会找出解决方法的。 我目前的成绩离不开上医精神的熏陶！在我眼中上医的精神就是：苦学、 淡泊名利 、不被外界纷繁浮躁的世界干扰，专心做学问，专心看病，专心为人民服务！在复旦与上医合并之后，我坚信上医精神必定会散发出新的光芒，复旦的自由与上医的严谨，两种不同风格学术精神的融合，必定会产生新的学术氛围。 而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会形成更大的学科交叉空间， 激发出更多的碰撞，诞生出更多的成果！我深信这种结合必定是 1+1〉2。当然，要看到这样的成果不是一两年，几十年的事，更需要一代代新复旦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