坞壁

秦汉时代，乡、亭、里既是政府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单位，其外有城栅，内部设有公署监狱，置吏管理户籍课役，开闭扫除，逐捕盗贼等事。城内聚居与行政单位相统一，是其重要特点、对此，清代学者早有所论，当无疑义。[1]

动乱时代，乡亭里成为掳掠财富与人口的目标，常遭兵燹。所以，城内百姓便在乡里大族率领下，逃往山林陂泽，聚众凭险自卫，从而形成“坞壁”。王莽末期，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2]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3]第五伦聚众，“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4]由此可知，坞壁早在王莽时代就已出现，此后，每逢大的战乱均可见到，如曹操部将李典和许褚原来都是坞壁主。这是坞壁出现的时代特点。

坞壁的分布范围极广，并不限于中原或汉族地区。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5]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6]“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7]坞壁泛滥，莫过于五胡十六国时代。那些互不统属的民族，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在如雨的铁蹄下，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崩离析，失去任何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纷纷逃离成为战场的乡里，辗转流徙于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的组织，各自为战，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8]，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这是坞壁在地域上广泛分布的特点。

坞壁既是为逃避战乱而建，故大多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此外，如云中坞、合水坞等坞名所示，[9]坞壁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资治通鉴》“永嘉四年七月”条，胡三省注释坞壁道：“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以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的事例所见，[10]坞壁乃是从国家地方行政组织脱落出来的宗族流民自治组织，从秦汉的乡亭里到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实为动乱年代社会基层组织的一大演变 ^[2-11]  。

坞壁，中国古代具有围墙的防御建筑，又称坞、营坞、坞候。汉武帝时，为防御匈奴，在北方及西北边塞上筑有大量坞壁。边塞的坞壁是一种较城、障为小的防御工事(有时大于小障)，筑在亭、隧的外围。 坞有时分为内坞与外坞，均有出入口，置门户，有卒守把。坞内有屯兵和居人的房舍。登亭、隧有称为坞陛的台阶。坞上并可举烽 。东汉时，最多曾达616所。地方豪强也营建自己的庄院。地主坞壁建筑呈城堡式。周围为高墙，门上有门楼，四角有角楼，有的还有高层的楼橹建筑，门楼、角楼和楼橹乃至墙垣高处开有镃望孔或射孔。大门有卫士把守。坞内有坞主居所、卫士和奴婢仆隶乐队等的居处，还有仓廪、手工业作坊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也称坞堡或壁垒。多择既有山林险阻，又可进行农耕的宜守宜农之地设置。比较常见的是采取血缘和地域的形式，以宗族与乡里作为团聚的纽带。世家大族或地方豪强自为坞主，或称宗主。他们以宗族乡里关系组织地方割据武装，被控制的宗人乡亲实际上是坞主的私人部曲。此外，也有以流民结集的方式出现的坞壁，坞主都由流民公推有才能或宗族势力相对强大者任之。坞壁主要盛行于北方地区。十六国和北魏的统治者，往往按坞主的实力大小，分别给予官职，大小坞壁又成为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治所。北魏前期，推行宗主督护制，更全面地承认了宗主们及其控制下的大小坞壁的合法地位。魏孝文帝推行三长制，三长代替了宗主；邻、里、党等地方基层组织也取代了大、小坞壁组织。唐以后，坞壁转入衰落，但并未根绝。

当时北方城市因为战乱而荒芜，唯依靠堡坞务农以自给，所以堡坞在北方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且农业占据经济生产的主要地位。南方则相反，商业与城市比较发达。因为堡坞是宗族乡党为单位，所以北朝重同姓，重宗法，大大加强了乡村豪族的地位，中央政府也要任用大批强宗大族以巩固政权，构成了南北朝时代门阀政治的基础。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