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先觉

彭先觉先后历任核工业部九院九所科研组长、研究室主任、九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1995年任中物院副总工程师、院科技委副主任，1999年任中物院科技委主任。1991年聘任为研究员，1996年当选为四川省核学会副理事长。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2002年任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为博士生导师，中国核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彭先觉院士1993年开始关注我国核爆炸的和平利用问题。1996年与合作者一起提出了“核爆聚变电站的概念设想”，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核爆聚变电站的设想方案，拓展了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思路。

自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发生以来，科学家们就提出要将核爆炸运用于非军事目的，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时至今日，这些探索已取得一定成果，核爆炸已不只是令人倍感恐惧的事物，和平利用核爆炸将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新的能源与技术支持。

目前，我国也在加紧对和平利用核爆炸的研究。彭先觉院士研究认为，核爆聚变电站主要需解决的技术问题有以下三点。即低当量核爆炸装置的干净化(即高聚变份额)，如何把核爆炸能安全地变为可用的热能和电能，以及实现核燃料的再生和循环应用。研究表明，现代核爆炸技术可以在较低爆炸威力水平(10ktTNT当量级)下实现聚变份额大于90%；在10kt级威力水平下，现代工程技术可以把核爆炸能安全地转化为热能和电能；核爆炸产生的大量中子可以实现铀-233、钚-239、氚等的再生和增殖，且再生核燃料的提取和循环应用没有技术障碍。因此核爆聚变电站一般由四部分组成：爆洞、发电厂、核爆炸装置生产厂、核燃料回收处理厂。其技术途径是让核装置在一个地下大的爆洞中爆炸，洞壁为有抗腐蚀能力的不锈钢，洞内充惰性气体氩，以液态钠作爆炸的吸能介质和发电用的工作介质。核爆炸装置威力选在10ktTNT当量级，在爆前几秒，喷钠管的阀门开启，将几万吨钠喷下，并在核爆装置周围形成一定的分布，钠将吸收核爆炸释放的绝大部分能量，并将大大减弱冲击波和各种核辐射对洞壁的作用。被加热的钠由机械泵抽出，参与热交换，让水变成蒸汽以发电。

虽然核爆炸听起来可怕；但只要运用得当，采取正确的技术措施，是可以进行有效控制的。据计算，若把爆洞的半径选为60-80m，爆炸威力10ktTNT当量，爆前若有3万吨左右的钠喷下，并形成一定的分布，则可把爆炸冲击波在洞壁上产生的超压降至20MPa以下，爆洞有10倍以上的强度余量，并可承受多次爆炸的作用。此外，爆洞也要进行很好地密封，防止洞内气体外泄。因此，原则上只要认真对待，电站的安全不应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总之，核爆聚变电站将是人类利用核聚变能来解决所面临的能源危机的一种较为现实而有效的途径，我们热切盼望人类和平利用核爆炸的一天早日到来。 ^[4] 

彭先觉走过一条艰辛的成才之路

——记彭先觉院士

原载《湘潮》2001年6月 作者：胡干达 彭先觉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是华夏儿女的新生代。他功底扎实、治学严谨、勤于思考、善于创新、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在老一辈科学家眼中，他是一名颇受器重的佼佼者、小字辈；在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眼中，他是一位备受敬重的师长、领路人；在同龄人当中，他是一位公认的冒尖者、学术领头人。彭先觉的成才之路是艰辛的，可以用“8分汗水，2分天智”来概括。当然，环境的熏陶、严格的训练、良好的学习与科研氛围，使他如虎添翼，在同一道起跑线上，比别人步子迈得更大，但是人们不应忽略，一个成功者的背后，总是凝聚着艰辛与汗水。

彭先觉1941年9月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佃农家庭。其父彭思伏，念过几年私塾，在那个年代的贫穷农村，算得上是个小知识分子。他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很贤惠，一生勤俭，持家有方。由于家境贫寒，其父成年忙于生计，教育彭先觉兄弟的重担主要落在其祖父和母亲的肩上。

他的祖父彭昆裕，也念过两年私塾，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当地农民协会，对时局变迁较为关心，先觉这个名子就是祖父给取的。小先觉5岁时，祖父就教他读“三字经”，并经常给孙儿们讲历代小故事。童稚时代的彭先觉很爱听长辈讲故事，经常听得入迷。其母则经常督促他读书、背书、写字，管教很严。如今，彭先觉回忆起这段童年史，仍觉得这种教育，对他一生的成长，懂事后如何做人，都有相当的影响。

1950年秋，彭先觉继续就读村办小学。有一次，他代表学校参加全区小学生作文比赛，获得第6名，奖给几枝铅笔。当时他心里十分高兴，返校后，将铅笔分给同去参加比赛的同学。1953年秋，彭先觉考上湘潭县一中。他一直坚持走读，上课时间在学校读书，放学后和礼拜天，帮家里干活。初中阶段，他学得比较轻松，成绩也不错，初步懂得一些道理，特别是听老师讲授中国近代史，激发了爱国热忱，暗下决心，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出力。

1956年，彭先觉考取本校高中，仍是走读生。当时学校推行勤工俭学制度，课堂教学减少了，但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较多。有一次，学校组织高中学生参加装运右灰劳动，将窑厂烧制的石灰用独轮车运到十几华里之外的河边装船；山路崎岖，每辆车装载着近300斤重的石灰，一天来回运送两趟，连续干了半个多月。这项劳动十分艰辛，坚持下来确实不易，但却锻炼了同学们的毅力和合作精神。3年高中的学习，他开始对数学和物理感兴趣，除课堂学习外，还经常阅读一些课外资料与参考书籍，重点学习各种解题方法，仔细琢磨解题思路，以加深对各种物理现象的理解，务求融会贯通。

1959年秋，彭先觉以优异成绩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哈军工当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重点军事工程高校，师资力量强，校风正，学习环境好，学校管理严格。彭先觉在这座大熔炉里，经过5年的锻造，专业基础知识得到夯实。

他学习刻苦，为人朴实，性格合群，能团结同学，是系里品学兼优的尖子生，同学们都很羡慕他。当年的老同学至今回忆起来，都异口同声地称赞:5年同窗，彭先觉学习成绩一直领先，他人品好，脑子聪明，基础扎实，学习得法，从学生时代就看得出是块成才的好料。

1964年秋，彭先觉离开校门，进入“核门”。他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很满意，决心学以致用。他所在的理论部高手林立，科研任务繁重，研究方向明确，学术风气活跃，著名专家、学者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完全平等地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各抒己见，博采众长。这就为青年人快速成长、增长才干，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彭先觉非常幸运，一入门，部领导就分配他从事氢弹的探索、研究和理论设计工作。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属于国际前沿的大课题。在老专家、老同志的热心指导下，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刚上手，彭先觉深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远远不够用，需要重新学习充实的东西太多了。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急需的有关冲击波物理、等离子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仔细研读了捷列多维奇的《冲击波物理和高温高压现象》，以及邓稼先、周光召等著名专家的备课讲义。

同时，他也非常注意把学到的知识、概念、方法应用到实际研究之中，增加了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彭先觉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在他的作息表上，没有上、下班之分，脑子里经常考虑的就是所研究的课题。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赶在法国人前面，爆炸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氢弹。大家齐心协力，争分夺秒地干，拼着跟时间赛跑。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都会给大家带来极大的鼓舞与欣慰。

为了尽快提高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业务能力，以适应承担攻关任务的需要，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著名物理学家，经常给他们讲课。这些大科学家讲得非常深刻、精彩，深入浅出，有骨有肉，启迪思路，催人奋进。每场报告，彭先觉都专心听，认真作记录，弄不懂的地方，每场提问求教，会后点点地消化。尤其是于敏老师，更是手把手地教青年人搞科研，经常在关键时刻，亲临一线，指点迷津，使人茅塞顿开。这些大科学家，不仅学术造诣深，而且品德高尚，事业心极强；在他们带领下工作，彭先觉感到终身受益，能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全国大力协同，全院集体攻关，我国于1966年12月28日，终于赶在法国前面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我国只用了2年2个月时间，而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是4年，法国则是8年6个月。我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正如于敏院士最近所说的：“当年，我们靠的是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巨大力量；靠的是活跃的创新思想和踏实的科学态度。每当回忆起当年那种废寝忘食、齐心协力、百折不挠的情景时，仍然感到十分振奋。”

良师出高徒，在老专家的精心培育下，经过近3年时间的实际磨炼，彭先觉进步很快，业务上逐渐可以独当一面，能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老一辈领导慧眼识才，对他寄于厚望，不断给这位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压担子。1967年，彭先觉担任研究组长，1984年又担任研究室主任，1987年晋升为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在这期间，他参加多个重要武器型号的理论设计、试验和定型工作，是这些型号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

为了寻求最好的技术路线，使我国的尖端武器设计水平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彭先觉多次组织科技人员，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展开热烈的讨论，集思广益，弄清了许多设计概念。在理论设计中，他提出的设计思想和技术途径，都富有创造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是多项关键设计思想的提出者之一。对节省贵重材料，提高武器威力变化的适应性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我国尖端武器设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他先后荣获国家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光华一等奖一项，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回忆起当年那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彭先觉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尝到了科技攻关的乐趣，尽管它充满着探索、奋斗、曲折、成功和喜悦，各种不同意见之间激烈而善意的争论。这就是多姿多彩的科学研究。需要人们不断加深认识的东西就在前头，只有坚持奋斗，大胆探索和创新，就能迎来曙光，才能使我们从事的武器设计获得不断进步与完善。”

彭先觉将自己的智慧与才华献给了祖国的核科技事业。他从一名年轻的科技人员，成长为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在技术上越来越成熟，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1991年，彭先觉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又调任中物院任副总工程师，同时兼任上级主管部门两个核试验专家组组长之一。他参与研究制订我国“八五”期间核试验规划和各次核试验方案的制定，经常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和试验现场，协调解决各种难题，把好技术关，为我国大型核试验任务的顺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彭先觉被任命为院科技委主任，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时兼任院科协主席和四川省核学会副理事长。他参加指导高功率微波技术发展研究，为拓宽中物院科研领域出谋划策；领导制定中物院“十五”期间学科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提高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水平，拓展视野，推进科技创新，他主持院科技委工作以来，以更多的精力关心培养年轻 一代学科带头人，经常邀请院内外知名学者、专家，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讲座和论坛等活动，为推动全院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彭先觉抽出一定精力关注核技术和平利用，为发展祖国的核电事业献计献策。在一次研讨会上，他提出采用核爆炸技术，炸开喜马拉雅山，提引雅鲁藏布江丰富的水资源用于发电，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然后利用电站发的电力从雅鲁藏布江提水200亿立方，通过渠道将水引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方向的青海、新疆与甘肃，改变土地面积约占全国47%的大西北的生态环境。经测算，通过调水，可以建成3个富饶的四川盆地。他的这一大胆设想，引起众多专家的热烈反响。

彭先觉是一位正直的、富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他一向淡泊名利，总是将每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归功于集体，在成绩与荣誉面前，总是谦让。如今，他虽然重任在身，但仍保持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的本色。经常深入群众，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跟大家打成一片，掌握科研实验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工作。2001年5月，他应绵阳科技报一名记者的要求，热情地接待了一名来访求教的高中学生(小发明家)，并与他亲切交谈，用朴实的语言，回答了这名高中生的提问，同他一块合影留念；同时鼓励他刻苦学习，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

彭先觉的最大爱好是读书、思考问题。尽管工作繁忙，会多、活动多，但他每天仍要挤出一定时间看书，阅读各种国内外期刊、资料，捕捉各方面的信息，了解国内外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他总是把自己的主攻目标，瞄准国际先进水平，使自己经常处于头脑清醒的状态，为中物院的长远发展，引好路、定好位、把好关，当好参谋、出好主意，使中物院的学术水平保持国内领先地位。这就是彭先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