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待遇，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 ^{[1]  [5-6]}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列强认为这是加紧从中国攫取利益的大好时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民间排外活动时有发生。当时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采取默许态度，对一切外国的投诉均置诸不理。 ^[1] 

1853年至1856年间，爆发奥斯曼帝国（1299～1922）、英国、法国与沙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沙俄战败，因而转向东方发展，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美国则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1857年，印度发生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看到英国在东方的成功，法国也开始谋求在印度支那建立殖民地 ^[1]  。 ^[7] 

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了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是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有嫌疑的水手，按道理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但是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而且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1856年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 ^[5]  27日，英舰炮轰广州城。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广州督署后退出。12月，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因兵力不足，为等待援军而退出珠江内河。 ^[9]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到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清政府交涉。 ^[5]  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反《中法黄埔条约》，自行进入中国内地活动。但马赖1856年2月在未依据条约义务——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至法领事馆的情况下，就被广西西林县知县处死。 ^[11]  1857年，法国政府遂以此为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与英国联兵侵略中国。此外，英法虽然还联合了美国，但美国仅以外交支持。俄国外交代表则以东正教团监护的身份早先混入北京，后来则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借机渔利 ^[12]  。 ^[5]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可拆分为“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与“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6年战争爆发到1858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为止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8年爆发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为止。 ^[13] 

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中国。

1856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此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 ^[14]  。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等爱国志士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5]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四国公使却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孤立无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 ^[16]  。 ^[5-6]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

①公使常驻北京； ^[5] 

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5] 

③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 ^[5] 

④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 ^[5] 

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5] 

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5] 

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5]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于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5]  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17]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5]  [18]}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大沽炮台(11张)

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 ^[17]  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次的胜利。 ^{[5-6]  [19]} 

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20]  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5]  [21]}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 ^[17]  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1860年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5]  [21]}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并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 ^[5] 

1860年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 ^[21]  清军全军覆没。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清朝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清廷派奕訢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联军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5]  [22]} 

10月24日、25日，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5]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加紧蚕食和非法占领黑龙江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许多战略要地，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想用条约的形式把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固定下来。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

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23] 

1860年10月24日、25日，奕訢分别

圆明园被焚毁（1860年时期）(15张)

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24]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23日，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侵略者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5]  [25]} 

1856年，趁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

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以武力强迫清廷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中俄共管。 ^[25]  另一方面，俄国伺机介入调停，普提雅廷先于英法美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续增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沙俄利用英法侵华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由清钦差大臣奕訢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共十五款。主要内容为：

（1）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2）规定中俄西段疆界，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斋桑卓尔、特穆尔图卓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清朝常驻卡伦等处”为界，根据这一规定，于1864年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卓尔南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俄国；

（3）开放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商埠；

（4）俄国在库伦（今外蒙古乌兰巴托）、喀什噶尔设立领事官。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俄国新任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以“调停有功”为由，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山河湖泊和设在中国境内的卡伦指为分界标志，为更多地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

俄罗斯帝国获得的土地总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法国的面积，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25]  [27]} 

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保家卫国，英勇抗敌，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28] 

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当时的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此次战役。导致广州沦陷。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挑起了第一次大沽口战役，清政府还是没有给与足够重视，加上装备落后，导致惨败。等到了1859年6月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清政府给与了重视，僧格林沁亲自负责指挥海防，加上英法联军有些轻敌，仅派12艘军舰来犯，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清军打退了联军的进攻，保卫了大沽口。

从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来看，英法联军由于是临时组建，长途跋涉，所以并不是坚不可摧。可是清政府忙于和太平军作战，加上麻痹大意。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广州沦陷和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的失利。

1860年8月，英法联军重新组织了1万8千人，先攻占了天津。1860年9月，英法联军8000多人进犯北京。清军统帅僧格林沁率领3万人在八里桥附近，与英法联军展开激战。这是一场冷兵器为主的军队，和一个当时已经先进装备的军队之间的对话。结果，清军惨败，3万清军伤亡过半，英军死2人，伤29人，法军死3人，伤18人 ^[29]  。这是一场令人叹息的战斗，清军虽有火器，但是基本没用，全是骑兵步兵拿着冷兵器，向对方的枪炮阵地发起的自杀式冲锋。

不客气的说，这完全是当时清政府的昏庸无能造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20年了。清政府早领教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军队的厉害，但是清军基本还是原地踏步，没有提升装备，也没有改进训练。3万蒙满精兵，就这样被稀里糊涂的派上了战场，被敌军当成活靶子打。

当时清兵入关的时候，依靠的是满蒙骑兵打败了拥有火器的明军。当时的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多为明朝的流民和逃犯组成），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骑兵使用的是150斤拉力的强弓，到了皇太极时代，满蒙骑兵可以使用120斤强弓，就是到了康熙乾隆时代也可以使用90斤拉力硬弓。

而到了咸丰年间，很多接近内地的盟旗已经以耕地为主，而这次征调的蒙古骑兵实际上都是各个王公手下的农牧民，根本不是脱产的正规军，这些蒙古人和马都没有受过训练，乘马上了战场甚至会因为巨大的爆炸声而受惊。

同样，由于蒙古草原长期的和平和喇嘛教的传播，普通蒙古人的骑射本领已经下降到了惊人的程度，多数牧民只能使用拉力为20-30斤的弱弓，既没有射程，也没有穿透力，更加没有射速。

另一部分“精锐”则因为距离文明更近而改用火枪，欠缺训练的现实，使得他们马上肉搏的能力也退化到惊人的程度，因此，当他们面对印度锡克骑兵时，除了凭借优异的马术逃跑之外，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 ^[29]  说白了，清军的火枪队，只是“看起来很美”，由于缺乏正规的训练，上了战场基本就是花架子，没法和对方的正规军相抗衡。

在八里桥之战，清军惨败。3万清军骑兵伤亡过半。当8月12日的战斗结束后，方圆几公里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清军骑兵的尸体，军官们指着地上强壮的尸体说，他们只是缺乏正当的操练。 ^[30] 

其实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后来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清政府还是盲目的以天朝自居，除了镇压国内起义之外，根本没用重视去缩小和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中国还是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的冷兵器时代，虽然那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大炮，但是其射程，拥有的数量都远远在西方列强之下。 ^[31]  另外，当时英法军队已经装备了世界先进的单发膛击发枪，后膛火炮，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式战舰。而清军依然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差不多：大刀配合鸟枪，抬枪，弓箭，前膛火炮和帆船。炮台都是露天式的，根本经不起炮轰。 ^[32] 

清军损失惨重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在奏折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33]  清军指挥官僧格林沁完全不知道对方枪炮的厉害，把3万多清军精锐送进了敌军的火力网。然而僧格林沁见大事不妙，则临阵逃脱。三万清军损失过半，却仅仅杀死敌军不到10个人，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显而易见。

1、政治上，它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中国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北京条约还为沙皇俄罗斯更多地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件。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34] 

2、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伸向中国内地，方便了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使中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冲击。 ^[34] 

3、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34] 

4、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 ^[34] 

5、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京城，火烧圆明园，对中国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击，地主阶级分化，部分满清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开始了“洋务运动”，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 ^[34] 

6、丧失大片领土。 割让给英国的九龙半岛只是弹丸之地，而割让给沙俄的领土则前后达150万平方公里之巨，奠定了后来中华民国的版图基础。 ^[34] 

7、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镇压太平天国，勉强维持了其统治。《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月，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事件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引用外国军队来帮助其镇压内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统治得以继续维持.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服，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陷得更深了。但是，广大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们在英法联军所到之处，奋起进行保卫祖国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34] 

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英勇抗敌，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软弱、腐败和无能，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战争中，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沉重灾难。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 ^[25]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24]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首先是清政府政治腐败，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不抵抗，军事上必然失败。 ^[25] 

其次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当时英法联军已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单发前装式线膛击发枪、（1853式恩菲尔德步枪和米涅步枪）后装线膛火炮（阿姆斯特朗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装备却仍停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仍是冷兵器、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炮台露天式建造，经不起炮火的猛烈轰击。 ^[25] 

再是清军战术笨拙落后。英法联军注意水陆协同作战，以强大炮火掩护陆军登陆，陆上战斗采取散兵战术，而清军则墨守成规，忽视陆地纵深设防，不懂散兵战术，所以一败再败。如在张家湾、八里桥之战中，由于清军缺乏大规模近代野战的训练和经验，加之马队使用不当，虽拥有数量的优势和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未能取胜。 ^[25] 

《易经》说：“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反省较少，且近代化思想未能落实到实践，导致战争时的落后。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