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1939年（民国28年，藏历第十六饶迥土兔年），在青海寻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抵达拉萨。

1940年（民国29年，藏历第十六饶迥铁龙年）2月22日晨，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布达拉宫正殿坐床，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坐床大典，中央及西藏地方官员共五百余人参加。

1950年11月17日开始亲政，年仅16岁即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 ^[1]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

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

1951年10月28日，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 

1954年，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和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3] 

1954年9月～1959年4月，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4] 

1954年12月25日，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5] 

1955年2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达赖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6]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 ^[1]  ，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到拉萨向西藏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主任委员达赖喇嘛。 ^[3] 

1955年5月，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西藏的途中，“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等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向达赖喇嘛递交“请愿书”，要求达赖喇嘛领头搞“西藏独立”。在这同时，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噶伦索康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分别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当地的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鼓动他们反对民主改革，反对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甚至表示噶厦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支援。 ^[3] 

1955年6月29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阿乐群则等又赶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呈送“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 ^[3] 

1955年9月，国务院公布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后，阿乐群则等人又以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中共西藏工委递交所谓“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在社会上造成混乱。 ^[3] 

1956年2月拉萨的传召大法会期间，他们散发大批传单，叫嚷“西藏独立”，要解放军撤出西藏；不久紧邻西藏的四川甘孜地区就发生少数反动头人反对改革的武装叛乱。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指出，何乐群则等人的意见书是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反对国务院的决定，要求噶厦对此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在西藏工委多次要求下，噶厦被迫宣布阿乐群则等人的“人民代表”是非法的，并将阿乐群则逮捕，关进狱中。但是噶厦的这个行动是做给工委看的，阿乐群则在狱中受到优待，不久就被放出来，后在1956年9月逃往印度噶伦堡，与嘉洛顿珠、鲁康哇、夏格巴等人一起，进行反对祖国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他们成立政治组织，办报纸鼓吹“西藏独立”，还选派人员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去接受特别训练，为后来在西藏组织武装叛乱做准备。 ^[3] 

1956年11月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从日喀则出发，到锡金甘托克乘飞机去印度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纪念活动。达赖喇嘛一到新德里就被嘉洛顿珠、夏格巴等人包围，达赖喇嘛的大哥诺尔布也从美国赶来劝说，他们要求达赖喇嘛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运动”或者从印度去美国。达赖喇嘛在他们的鼓动下思想动摇，对参加纪念活动后是否返回西藏犹豫不决，提出要经过噶伦堡、亚东返回拉萨。此时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周总理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指出有一些人在印度对中国西藏进行颠覆活动，要求印度政府予以注意。如果外来的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总理还在一个月内和达赖喇嘛三次谈话，重申中央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搞改革的决定，也就是六年之内不搞改革，六年之后是不是改革，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来决定。西藏主要是搞好建设，发展经济，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周总理还对达赖喇嘛说：“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如果你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周总理还宴请达赖喇嘛的亲属，对他们做工作，当面批评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搞“西藏独立”的错误，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经过周总理的耐心说服，虽然达赖喇嘛及其主要随行官员坚持去了噶伦堡，最后还是在1957年2月15日回到亚东，4月1日回到拉萨。 ^[3] 

1957年5月20日，从金沙江以东流窜到拉萨的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下，在拉萨建立了一个名叫“四水六岗”的叛乱组织。7月，“四水六岗”向达赖喇嘛献“金宝座”，达赖喇嘛给到场的甘青川滇各地的叛乱分子的代表500人挂了哈达。 ^[3] 

1958年3月，“四水六岗”、三大寺、藏军的代表聚集在恩珠仓在拉萨的住宅，策划组织更大规模的叛乱。6月，恩珠仓带着空投特务和电台到山南哲古宗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7月间在山南宣市成立“卫教军”，叛乱活动迅速蔓延到西藏大部分地区。8月，恩珠仓率叛乱分子近千人窜到后藏南木林，取走噶厦存放在甘丹青柯寺的藏军的武器装备，扩大叛乱武装。10月，叛乱分子700多人围攻中共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经过激烈战斗后被击退。藏军各代本的连、营长在罗布林卡开会，决定允许藏军去参加叛乱武装，此后就有成股的藏军官兵携枪参加叛乱。叛乱分子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的规模越来越大。 ^[3] 

1958年11月2日在中央的提醒和劝导下，达赖喇嘛召集噶厦的全体噶伦、三大寺的堪布、藏军司令、侍从堪布等人开会，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官员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但是少数反动分子却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中央不敢平叛，解放军兵力不足，解放军在西藏难以坚持。在11月5日噶厦的全体官员会议上，噶厦的官员们名义上讨论如何平息叛乱，实际上却在讨论如何支持和掀起更大的叛乱，并决定达赖喇嘛不宜去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紧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山南的叛乱武装空投和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支持叛乱。12月，山南叛乱武装在贡噶、扎囊两次伏击解放军车队，每次都造成解放军官兵数十人阵亡。 ^[3] 

1959年1月，恩珠仓为首的叛乱分子2000人再次围攻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激战70多天，直到拉萨市的叛乱平定后才解围。同时，在拉萨地区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叛乱武装分子，准备在拉萨制造大规模的叛乱。在武装叛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工委多次要求噶厦官员认真负起维护地方安宁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叛乱。但是噶厦中的反动势力始终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纵容和支持武装叛乱。最后终于造成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 ^[3]  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出逃印度。 ^[1] 

1959年4月～1965年1月，担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7] 

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在印度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在印度、尼泊尔建立了叛乱武装基地，长期对我边境实施武装袭扰。

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1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决定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五九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逃亡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都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走狗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地方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叛国分子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8-9] 

1989年10月7日，我国政府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达赖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

我国政府重申：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干涉。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这是对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活动的公然支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们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必须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这一错误决定也是直接背离了该委员会关于“民族间的和睦亲善”作出努力和贡献的颁奖宗旨的。 ^[10] 

达赖集团曾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地策划1987年拉萨骚乱、1989年拉萨骚乱、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2008年4月21日，达赖窜访到美国与美国副国务卿杜布然斯基会面时公然宣称自己“需要美国的帮助”，而美国则以“对西藏问题的关切”作为回应，并再次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的立场。 ^[11] 

2009年5月30日，巴黎市政府明确表态要接待来访的达赖并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后，在法国华人群体中引发愤怒。多个法国华人团体联合致信巴黎市长，坚决反对授予达赖“荣誉市民”。 ^[12-13] 

2010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包括国务卿希拉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多位美国高级官员会见达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3日说，中方坚决反对达赖去美国窜访，坚决反对美国领导人以任何名义和形式与达赖接触。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2012年，达赖集团围绕12月10日所谓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在国际上密集策划一系列的声援“藏独”活动，并将进入“2013－西藏独立年”炒作预热阶段，企图“尽最大努力使西藏事业成为2013年国际论坛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14] 

2014年2月21日，美国国安会发言人对美国总统将会见达赖进行辩解，并对中国西藏地区持续紧张和人权状况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方取消美领导人会见达赖的计划，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2014年12月12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提出会见教皇方济各的要求，但遭到拒绝。 ^[15] 

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依靠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领袖”的外衣，四处奔走游说，散布种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某些西方人士出于某种需要，把他奉为神明，戴上“和平使者”、“人权卫士”桂冠。但正是这位昔日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丢弃历辈达赖喇嘛爱国的传统，践踏宗教教义，愚弄善男信女们的宗教感情，在外组织非法流亡政府，鼓吹“西藏独立”，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破坏藏传佛教内部的团结和戒律，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2008年11月，达赖喇嘛在其老巢印度达兰萨拉召开“流亡藏人特别大会”时，就在西方媒体面前提出了结束达赖转世的怪论。

2010年2月22日，达赖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又云：“如果西藏人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

2014年9月7日，流亡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这一宗教制度将会伴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而终结。他还说，如果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来到这个世界并使达赖喇嘛建制蒙羞，他宁愿达赖转世的传统在他之后终结。达赖喇嘛抛出“结束达赖转世”，无疑是想以“达赖转世”吸引媒体眼球，并以此来实现要挟、施压中央政府的政治目的。

达赖喇嘛散布的“结束达赖转世”的言论，违背和冲击了藏传佛教传统仪轨和历史定制，在广大的藏传佛教信徒眼中，这是亵渎神灵之举，他们是不会接受的。达赖企图垄断转世问题、抛弃历史定制、毁灭宗教传统的谬论和行为，其实也是对他自身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