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

王安，1920年2月7日生于上海 ^[1-2]  ，江苏昆山玉山镇人 ^[3]  ，少年时代在家乡昆山度过。 ^[4]  曾就读于昆山近民小学（今昆山第一中心小学）、昆山县立中学（今昆山市第一中学），1933年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936年考入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1940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电机工程专业，1945年作为中国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被派往美国深造，同年秋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48年获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霍华德艾肯(Howard Aiken)的“哈佛计算机实验室”，参与“马克4型”电脑的研制。不久，他发明“磁芯记忆体”（即磁芯存储器），大大提高了电脑的贮存能力。1949年10月21日，王安向专利局申请了“磁芯存储器”的专利。

1951年，王安离开哈佛大学，以仅有的600美元，创办了名为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atories）的电脑公司。1956年，他将磁芯存储器的专利权卖给国际商用机器（IBM）公司，获利50万美元。雄心勃勃的王安并不满足于安逸享乐，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将这50万美元全部用于支持研究工作。1964年，他推出最新的用电晶体制造的桌上电脑，并由此开始了王安电脑公司成功的历程。 ^[5] 

王安公司在其后的20年中，因为不断有新的创造和推陈出新之举，使事业蒸蒸日上。如1972年，公司研制成功半导体的文字处理机，两年后，又推出这种电脑的第二代，成为当时美国办公室中必备的设备。对科研工作的大量投入，使公司产品日新月异，迅速占领了市场。这时的王安公司，在生产对数电脑、小型商用电脑、文字处理机以及其它办公室自动化设备上，都走在时代的前列。 ^[5] 

当然，任何公司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王安公司也不例外。早在60年代中期，由于公司初期生意不错，而老板王安博士又雄心勃勃，想与电脑行业霸主IBM公司一争雌雄，导致公司业务扩张过快。公司实力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只能四处借贷，最终负债累累。1967年8月23日，公司在债权银行的压力下，只能发行250万美元的股票来偿还债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成为王安公司飞黄腾达的起点。原来，由于公司业绩很好，深受大众信赖，公司股票以每股12.5美元上市，当天收盘的股价竟高达40.5美元。一日之间，王安家族成为拥有账面财富达5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 ^[5] 

至1986年前后，王安公司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年收入达30亿美元，在美国《幸福》杂志所排列的500家大企业中名列146位，在世界各地雇佣了3.15万员工。而王安本人，也以2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跻身美国十大富豪之列。 ^[5] 

1986年10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王安时，握着他的手赞赏地说：“你在美国很出名，现在是家大业大。这可是你自己奋斗出来的啊！”

1984年美国电子协会授予王安“电子及信息技术最高荣誉成就奖”。 ^[4] 

1986年7月4日纽约自由女神落成100周年纪念仪式中，王安被选为全美最杰出的12位移民之一，接受了里根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自由奖章原本是用来表彰在二战中有杰出贡献的人。在1963年肯尼迪总统重新推出这个颁奖活动（改为授予在和平时期在科学、文化、体育和社会活动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之后，荣获此奖章的华人，只有王安、建筑大师贝聿铭（1993年获得）和大提琴家马友友（2011年获得）。 ^[6] 

1988年，王安再获殊荣，被列入美国发明家名人堂。美国发明家名人堂创建于1973年，在王安入选之前（1973-1987年）只有爱迪生（爱迪生是第一个入选者）等68人入选。至今荣登美国发明家名人堂的华人，只有王安和电机工程学家卓以和（2009年入选）。 ^[7] 

然而，幸运并非总是眷顾着王安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几乎与王安患上绝症的同时，王安公司也由于一连串的重大失误，由兴盛走向衰退。至1992年6月30日，王安公司的年终盈利降至19亿美元，比过去4年总收入额下降了16.6亿美元。同时，王安公司的市场价值也从56亿美元跌至不足1亿美元。鼎盛时期的王安公司雇员达3.15万人，1992年却减至8000人。正如十几年前王安公司神奇的崛起一般，它又以惊人的速度衰败了。 ^[5] 

实际上，王安公司就已陷入了资金匮乏的困境中，但那时王安的儿子王烈仍然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拥有30亿美元的年收入，决不可能垮台。”王烈自信地说道。

事实证明，他错了，王安公司的产业损失相当惨重，在他们申请《破产法》第十一章“破产保护”之前3个月的痛苦煎熬中，王安公司没有得到新的投资者，深陷在债务的困境中。王安公司似乎在劫难逃，将近全部资产四分之一的巨额损失赫然逼近。这时的王安公司面临着违反银行债务协定的危险，该协定要求公司至少保持一个最低资产净值。即使王安公司能够成功地重组债务，也会规模锐减，甚至不能继续从事电脑行业。如此悲惨的处境将使王安公司5000名职工失业，而且，王安公司的股东们也损失惨痛——包括王安家族本身，他们曾拥有价值近16亿美元的股票。一个辉煌灿烂的帝国梦想破灭之后，竟是一个多么黯淡无奈的尾声啊！

爱德华·米勒是著名的经营专家，他曾屡屡挽救濒临绝境的公司。1989年9月3日，垂暮多病的王安博士亲自下令大儿子辞职，并高薪聘请米勒接任这一职务。米勒向王博士表示了坚定的信心，当时，他简直被当成了王安公司的救世主。他订下3年契约帮助王安公司重整旗鼓，年收入100万美元。他的加入给股民又一次带来了希望，王安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25美分，达到6.25美元。

米勒上任后，果然表现出了他在处理债务方面的才干，迅速缓解了致命的财务困难。1年内，他大幅减少了附有义务要求的银行债务，成功地将债务总额由5.75亿美元降至1200万美元。这部分债款大部分是靠出售分公司的资产和卖掉台湾一家工厂30%的股份所得到的资金偿付的。

但是，对于电脑这一高科技的新兴产业来说，米勒有其致命的缺点——他是个新手，因此他无法有效地解决王安失败的基本问题，即促使王安实验室迅速推出新产品。由于他对电脑行业所知甚少，所以不能正确预测公司新产品的研制进度，也不能成功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研制活动。他曾许诺要生产一种能使Unix作业系统运转的工业标准电脑，但到1991年底他还未组织软体专家进行开发。他甚至声称要在原有的图文兼容机的市场基础上把公司变成一个软体公司。这一切使王安公司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再次丧失了。

原有客户已逐渐用个人电脑取代了王安公司的文字处理机，而其它的潜在客户中又对王安公司的发展状况心存疑虑。资讯开发顾问特纳先生说：“他们失败于没有接受开放系统，而他们一旦开始着手，又落后太多。”是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中，停滞不前甚至进步缓慢都将使企业为时代所淘汰。

另外，米勒也没有保住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客户的信任。他在某些方面行动太迟缓了。例如，本来事先决定裁减1000名雇工，可是直到几个月后使公司元气大伤的停工之后，他才将其付诸实施。许多伤害顾客的规定和做法，也未能被尽早地禁止。这样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没有客户的公司是无法生存的。

而且，米勒错误地估计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他一厢情愿地盲目乐观，甚至就在王安公司宣布其巨额损失之前仅几刻钟，他还在预告利润的回升。

无论如何，爱德华·米勒没有成为王安公司的"救世主"，致命的债务和一连串的决策失误，使公司一次次错过了重振雄风的良机，机会转瞬即逝，造成的损失则已是不可挽回了。

仅仅10年之前，也就是80年代初期，王安公司的股票曾在相当长的时间保持在顶峰的42.5美元。这样的鼎盛时期实在太短暂了，当王安公司山穷水尽，前途黯淡的财务状况曝光后，王家B种普通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由1992年2月份的75美分，一天就下降了37.5美分。在这之前股市疯狂的3天中，有超过800万美元的股票易手。

在百般无奈之中，爱德华·米勒申请了破产保护。他说，提出破产保护是为了使王安公司继续经营，并实行重组。重组后的王安公司将成为更精简、更专业化而且更具竞争性的公司，员工将由1.3万人裁至8000人。以王安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要想实行重组，扭转公司的亏损局面，甚至要想使王安公司继续存在下去，申请破产保护是唯一的出路。重组后王安公司，重点将不再是电脑硬件的研制和生产，而是转向软件的开发和向客户提供各种服务。

按照美国的破产法，申请破产保护并不等于破产。众多的中国人仍怀着善意在关注着王安公司的动向。毕竟，王安作为一个中国人，开拓了为千千万万中国人自豪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对王安公司，中国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不希望看到王安博士以一生心血浇灌的美丽梦想如此地破灭，他们期待着王安公司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创造东方的又一奇迹。

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则是严峻的。呈现在王安公司面前的，是一条看不清终点的路。 ^[5] 

1990年3月24日，王安因食道癌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即麻省总医院）逝世，享年70岁。 ^{[2]  [8]} 

王安，一个到美国闯天下的中国人，用短短20多年的奋斗，创造了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现代神话。而在短暂的辉煌之后，仅仅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神话又破灭了，为什么呢？这就是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个大企业领导人的作用的体现。

王安公司经历了3位总裁，3位总裁不同的才干和风格，对应着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王安本人，青年乃至中年的王安，雄心勃勃，有胆有识。他作为一个电脑博士，有常人难以比拟的创造性。而这种独到的创新能力对电脑这个日新月异的行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阶段的王安公司也因此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了。晚年的王安，不但失去了敏锐的判断力，而且固步自封，刚愎自用，成为事业发展的障碍，王安公司也因此失去了电脑行业中领先的地位，开始走向衰落。

如果这时的王安能够幡然醒悟，那么王安公司必然会柳暗花明了。可惜，他任人唯亲，盲目地让大儿子接替自己。这第二任总裁才识平庸，毫无特长，不但不能弥补过去的失误，而且使公司雪上加霜，江河日下。

这时，公司的第三位总裁爱德华·米勒出现了。多次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米勒本应是个恰当的人选。但是，人们忽略了他对电脑行业一窍不通这一致命缺陷。虽然债务处理方面的特长帮助王安公司成功地减少了债务，但是，电脑企业兴盛的根本应是开发产品，增加收入，这对于米勒来说，实在是强人所难了。所以，他终于没有成为王安公司的“救世主”。

由此可见，王安公司短短几十年中戏剧性的发展变化实在理所必然了。这深刻的教训，今天的我们，更要引以为戒。 ^[5] 

比尔·盖茨说，如果王安能完成他的第二次战略转折的话，世界上可能没有今日的微软公司，他比尔·盖茨也不会成为个人电脑时代的英雄，“我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成了一位数学家，或一位律师”。

与IBM和DEC正面交锋，而与英特尔、微软又无法建立合作，更缺乏广泛的联盟。在弱肉强食的计算机业，王安的失败是一种必然。事实上，王安在PC市场做出多次冲刺。但是没有强大的联盟，没有众多的资源，是不可能成功的。 ^[1] 

1920年，王安出生于上海，十六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并且在毕业后留校任教。还可以找到他那时的照片，略带羞涩，却眉宇昂扬。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王安赴哈佛大学求学，于1948年获得应用物理博士学位。也就是在那时，他对电子计算机的兴趣和天分开始凸显了出来。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王安并没有离开。他留在哈佛，和霍华德·艾肯一起设计制造“哈佛马克4型”计算机——艾肯的第一台全电子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和当时其他类似的机器一样，使用磁鼓作为外存储器，但是主存储器的选择却煞费心思。水银延迟线速度慢，而威廉姆斯管还尚未投入使用。王安打算另辟蹊径，从磁存储入手。

1949年，王安申请了“脉冲传输控制装置”的专利。在专利文件中，他写道：“这种装置既可以做为开关，也可以做为存储装置。它不会受到机械部件的限制。它没有活动部件，能够达到很快的开关速度，而用于存储的话，性能也会超过其他存储设备。这种装置很适合用于在不同运算速度的机器之间传递数据。”

这项专利催生的磁芯存储器，在之后的二十年中，一直是计算机主存储器的首选，直到集成电路技术成熟，才将其赶下历史舞台。而在磁芯诞生之后不久的60年代初，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贝尔实验室的三位年轻人开发了一个争夺地盘的游戏，被视为现代计算机病毒的始祖。那个游戏，就叫做“磁芯大战”。

萨苏写过些我国早期研制计算机时的逸闻趣事，其中有一篇提到与赵静芳先生的对话。赵先生是我国最早从事存储器领域研发的专家之一，而她对当时工作印象最深的就是整天“穿磁芯儿活”。

普遍而言，女性的确是比男性细心一些，所以在当时被归为机密的计算机研制项目中，也只能请这些女研究员们亲自动手制作磁芯。这些精细而又重复性极高的劳动，如果说为当年参与计算机研究项目的巾帼英雄们留下了些许心理阴影，似乎也并不为过；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磁芯发明者王安博士，自然不会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磁芯的原理并不复杂：电流会在导线周围产生磁场，可以用来为磁环赋以不同的磁场方向。用三根导线穿过一个芝麻大小的磁环，以两根导线寻址，第三根导线用来读出和写入数据，就可以实现1位的存储。如果要存储一个字节，需要8个磁环，而如果要达到1K的存储量，则需要8192个磁环才能实现。

虽然制造过程复杂，但是在当时，磁芯的确是最好的存储设备。1955年，王安将磁芯的专利卖给了IBM公司，把换回的50万美元投入到自己的王安实验室，并改名为王安公司。十年后，这家企业的年销售额超过了一百万美元。王安公司缓慢起步了。

当时王安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计算器，但是随着集成电路的问世，王安意识到计算器市场即将面临一场大洗牌。他停止了所有计算器产品线，投入拥有更高附加值的文字处理市场，并且在1971年，以远超市场同类产品性能的1200型文字处理机震惊了世界。第二年推出的2200型文字处理机依然大获成功，以至于人们认为，WPS不应该是“文字处理系统”的缩写，而是“王安处理系统”的缩写。

王安公司把在文字处理领域的优势保持了许久。整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几年，都是王安公司的黄金时代。1983年，王安公司的营业额高达15亿美元，王安个人资产一度达到20亿美元之多，稳居全球华人首富之位。但是，PC的时代已经到来。

1985年起，王安公司第一次出现了亏损，之后一亏再亏。虽然几度努力，但是终于颓势难返。这时的计算机，早已不再是王安雄心勃勃开创一番事业时的样子，磁芯早已消失，老对手IBM发明的技术却开始发扬光大。想来，二十一年前的这个时候，躺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病床上的王安，怕也依然心有不甘吧。

是什么使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年轻电脑帝国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崩溃了呢？当然，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王安未能激流勇退，推出新人。晚年的王安失去了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在经营上故步自封，判断力趋向迟钝，使公司失去了原有的日新月异的优势，可谓王安公司衰落的原因之一。以他的天才，居然没有发现向更廉价和多功能化方向发展的个人电脑，必将淘汰他的功能单一的文字处理机和大体型的微机。当IBM等公司致力发展个人电脑之际，王安却不听下属劝告，拒绝开发这类产品。当电脑行业向更开放、更工业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时，王安却坚持自己老一套的专有的生产线。这时王安公司的产品不但未赶上发展兼容性高的个人电脑这一电脑新潮流，而且失去了王安电脑原有的宝贵特征和性能。在电脑这一高科技含量且高速发展的行业中，新产品开发与市场脱离必然导致一个公司的失败。

此外，王安公司衰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背离了现代化企业"专家集团控制，聘用优才管理"的通用方式，反而像许多华人企业一样，延续传统的家族管理方式，任人唯亲，造成用人不当。1986年11月，王安以“虎父无犬子”的心态，不顾众多董事和部属的反对，任命36岁的儿子王烈为公司总裁，其实王烈出掌研究部门时就表现不佳，1983年他宣布推出的10余种产品无一兑现。由于他才识平庸，缺乏父辈的雄风，加之不很了解公司业务，令董事会大失所望，一些追随王安多年的高层管理人员愤然离去，公司元气大伤。从1986年底王烈赴任至1988年中，仅1年多时间，公司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的亏损额高达4.24亿美元。1989年9月，病危之中的王安，不得不亲自宣布王烈辞职，另请高明。1990年王安去世后，王安公司每况愈下，不仅逐渐失去市场，也逐渐失去了顾客的信心。

还有，在最后关键性的3年中，公司决策羁于优柔寡断，没有作出坚决的选择，迅速降低产品成本。他们没有生产出为更多客户所期待的新产品，反而通过对已售出产品的维修，软体换代和其它附加费从顾客兜里榨取钱。这种只顾眼前利益、损伤公司形象、消蚀"上帝"信任的做法，也必然会将公司引向末路。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分析，王安公司对其客户基础造成的最大伤害，是该公司大幅度提高了维持电脑运行所必须的更换软体的费用。无论谁购买了王安公司的大型微机，都必须支付5000美元的费用，而以前这项费用只需1000美元。

王安公司与那些王安电脑的销售公司的关系也极度恶化，那些公司专向有特别要求的客户出售特制的王安电脑系统。当这些公司因为技术方面的问题用电话询问王安公司的工程师时，竟要每次收费175美元。凡此种种，不但失去了顾客的信任，而且极大地伤害了合作伙伴，最终导致了无可挽回的衰败，这就是王安的悲剧。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