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石油会战

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老一辈石油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共完成财政上缴10.6亿元，除回收投资外，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1959年松基三井出油，随后位于大庆长垣上的另一个高点处的葡7井出油，表明这是一个含油面积很大的油田。于是1960年2月石油工业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大庆开展石油大会战。“全国石油系统37个局、厂、院、校，由主要领导带队，组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工资，参加大会战”，参加会战者5万多人。到1960年4月底，大庆长垣从南到北七个构造部位均获工业油流，而且长垣北部是高产地区。于是大庆会战领导小组决定挥师北上，1960年4月29日，在萨尔图草原上举行万人誓师大会，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大军云集萨尔图油田，石油大会战全面展开。到1960年底基本探明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松基3井喷油后，经过扩大勘探，在其南部基本探明了葡萄花油田的含油面积，为开展大庆石油会战准备了有利条件。

1960年元月，石油工业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经反复研究和讨论，准备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组织石油会战，进一步加快大庆油田的勘探和开发。并于同年二月十三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

“最近，我们对东北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形势很好，来头很大。目前，已经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庆（原名大同镇）地区，探明了一块二百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步估算，可采储量在一亿吨以上，大体上相当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产油情况很好，现在已经打出来的探井，经过一个多月的采油试验，平均每口井日产量在十二吨左右。”“油层产油性良好，出油稳定。油层埋藏不算很深，第一、二两组油层深度在一千米左右，而且地层松软，打井容易。总起来看，开发和建设这里的油田，有很多便利条件。整个大庆地区，从地质资料上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两千余平方公里。现在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边界尚未摸到。看来，储油面积还会有大的扩展，远景非常乐观。”“根据这个地区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下一个狠心，用最大的干劲，用最高的速度，迅速探明更大的油田面积和更多的新油田。为此，我们的部署是：

第一、甩开钻探，在现已探明的二百多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四周，向外扩展。在两千平方公里的构造范围内部署钻探，以求迅速探明油田的面积和储量究竟有多大。

第二、在已经探明的储量面积内，选择一两块地区，打出一批生产试验井，进行油田开采试验。

第三、在大庆构造带以外的附近地区，还发现有许多好的构造，储油的可能性很大。准备用一部分勘探力量，有选择地进行钻探，以期找出新的油田。”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中共中央于1960年2月20批准了石油工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了。

1960年2月21日，石油工业部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了大庆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上确定全国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由其主要领导干部带队，组织人员，并自带设备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石油会战期间的组织领导工作，由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到第一线主持，并组成大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由康世恩、唐克、吴星峰等13人组成，康世恩任组长。

筹备会后，参加石油会战的各路石油队伍，于三、四月间相继抵达大庆地区。当年退伍的3万名解放军战士和3000名转业军官，也分别从沈阳部队、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来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国务院各部门和黑龙江省支援石油会战的干部和工人，也陆续到达大庆地区。

1960年3月25日至27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大庆石油会战第二次筹备会议。余秋里部长在会上宣布：石油会战领导机关立即迁往第一线办公。到四月上旬，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各司局领导干部和松辽石油勘探局相继搬迁到黑龙江省安达县，组成了石油会战的指挥机关。据当年四月的统计，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已达4万多人，其中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和地质师等各类工程技术干部达1000多人。同时，从全国各地运到大庆的各种器材、设备已有几十万吨。

石油会战队伍集中的同时，勘探工作仍在进行。大庆长垣北部的3口探井相继喷出工业油流，对石油会战重点地区的转移起了推动作用。

第一口探井是位于萨尔图构造中央部位的萨66井。这口井于1960年3月11日完钻喷油，日产原油50吨左右。

会战领导小组根据这种新情况，同时考虑到萨尔图地区有哈尔滨至满洲里的铁路线通过，交通方便，有利于油田的勘探、开发和建设，于是决定把石油会战的重点由大庆长垣南部转移到北部的萨尔图地区。1960年3月17日，会战队伍由大同镇一带挥师北上，以萨尔图地区为重点展开了石油会战。

接着，位于高台子以北、萨尔图以南的杏树岗构造上的第一口探井--杏66井，于4月9日完钻喷油，日产原油27吨。位于大庆长垣最北部喇嘛甸构造上的第一口探井--喇72井，亦于4月25日完钻喷油，用5毫米油嘴试油，日产原油48吨；用14毫米油嘴试油，日产原油174吨。

萨66井、杏66井和喇72井三口探井相继喷油，表明大庆长垣的含油面积又进一步向北延伸。从南起敖包塔，北到喇嘛甸的80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都发现工业油流，显示出了大油田的轮廓。长垣北部地区的地质条件优于南部地区，越往北地下油层越厚，油井产量越高。当时人们把萨66、杏66和喇72口探井喷油，称为“三钻定乾坤”。

1960年的萨尔图地区，草原一片，人烟稀少。几万人的石油会战队伍到这片草原上，正处于天寒地冻季节，吃、住都很困难。尤其是以前中国没有开发建设过这样大的油田，国外经验又不可能拿来照抄照搬，困难摆在石油会战队伍的面前。余秋里部长和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总结以往油田勘探和开发中的经验教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石油会战中的各种问题，并于1960年4月10日，作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个决定--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

这一决定指出：“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掌握武器，勇于实践，认识油田规律，这是我们的学习目的。”于是，在石油会战职工中掀起了一个学习“两论”的热潮。

学习中，大家边学边议，研究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研究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办法和措施。在生活上，无房屋，无炉灶，连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在当地都难买到；在生产上，器材不齐全，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又不足，草原上还没有修公路，运到火车站的几十万吨器材和整套的钻井设备，有些要靠人拉肩扛的办法，从火车上卸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迎着困难上，并发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宣言。就这样，以“两论”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组织各项工作，解决各种问题，使大庆石油会战，在学习“两论”的热潮中全面开展起来。

石油会战职工学习“两论”，自觉地把多找石油，多生产石油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铁人”王进喜。王进喜出生在甘肃省玉门赤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八岁时便开始给地主放牛、放羊，以顶租还债，十五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迅速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钻井队长，并成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一九五九年，王进喜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他在北京看到公共汽车上背着个庞大的煤气包，感到作为一个石油工人不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石油很难过，心里蹩足了一股气，要拼命为国家多找石油，多生产石油。一九六〇年，他奉命从玉门油田带领1205钻井队千里迢迢来到大庆油田后，一不问吃，二不问住，下车先问三句话：“钻机运到了没有？”“钻井的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当钻机运到后，他知道吊车和拖拉机不足，没有向上级伸手，而是带领职工，使用橇杠和棕绳，人拉肩扛，把五、六十吨重的钻机部件卸下火车。又靠人拉肩扛，装卸汽车，在现场安装设备，竖起了井架。开钻时，需要用大量的水调制泥浆，但当时既没有铺设供水管线，水罐车也很少，他不等不靠，带领职工从一里外的水泡子里，用脸盆一盆盆地端水，争取时间提前开了钻。在一次钻进中，突然发现井涌迹象，一旦井喷，整部钻机可能被陷进地层，还会引起火灾，烧毁设备。为了防止井喷，急需加大泥浆比重，但现场没有搅拌设备。在这紧要关头，王进喜和几个工人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经过两个小时的搏斗，一场井喷事故避免了，可是王进喜和两个工人的身上已被碱性很强的泥浆烧起了许多大泡。王进喜吃在井场，住在井场，饿了啃几口干粮，困了枕着钻头躺在成排的钻杆上休息一会。从安装钻机到他们钻的第一口井完钻，他一连七天七夜不下“火线”。当地的老乡感动地说：“王队长可真是铁人啊！”从此，“铁人”这个响亮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大庆油田。

王进喜这种心甘情愿吃大苦，耐大劳，临危不惧，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国家和人民多找石油、多产石油的崇高精神，是中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鲜明体现。在1960年4月29日召开的大庆石油会战誓师大会上，“铁人”王进喜作为会战中涌现的第一个标兵，披红戴花，骑着由领导干部牵着的高头大马，被职工们敲锣打鼓送进会场，拥上主席台。余秋里部长在大会上带头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

“学铁人，做铁人”活动的开展，推动着石油会战职工艰苦奋斗，迎难而上。钻井队长马德仁在钻井泥浆泵上水管线冻结时，不畏严寒，破冰下泥浆池，疏通上水管线；钻井队长段兴枝在吊车和拖拉机不足的情况下，利用钻机本身的动力设施，解决了钻机搬家的困难；大庆油田第一个采油队队长薛国邦自制绞车，给第一批油井清蜡，又手持蒸汽管下到土油池里化开凝结的原油，保证了大庆首次原油外运列车顺利起程；工程队长朱洪昌在供水管线漏水时，用手捂着漏水，忍着灼烧的疼痛，让焊工焊接裂缝，保证了供水工程提前竣工。

王进喜和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都是在艰苦创业的大庆石油会战初期涌现出的先进标兵。

1960年7月，会战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在全油田开展学习王、马、段、薛、朱的活动。当时，这五个先进典型，被誉为大庆石油会战中的“五面红旗”。

从学习“铁人”王进喜到学习王、马、段、薛、朱，从五大标兵很快发展到百名标兵，比学赶帮活动热气腾腾，激励着石油会战职工克服各种困难，把会战打了上去。从1960年4月29日举行石油会战誓师大会，到6月1日，仅一个月时间，一辆挂着21节油罐的列车，就从萨尔图装油外运。到八月份，原油日产量已达到3000多吨。

艰难建设(2张)

1960年，大庆地区的雨季不仅比往年来得早，而且雨量大，雨期长。从四月二十六日起到九月底，三天两头下雨，草原上遍地积水，处处泥泞。油田建设工人踏着没膝泥泞，坚持施工。司机们开动脑筋，用“汽车轮胎穿铁鞋”的办法，解决了泥泞中行车困难的问题。为支援石油会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派出指战员到大庆修建公路和供水管线。他们在雨季里连续紧张施工二百四十天，完成了40多公里公路和近30公里的“八一”输水管线的修建任务，保证了石油会战在雨季里不停顿地进行。

刚进十月，天降霜雪，人要换棉衣，生产设施要保温，可几万名石油会战职工仍然住在帐篷或活动板房里。为了在冬季坚持生产建设，从机关到基层，每天出动上万人挖沟复土，把新铺设的输油、供水管线深埋地下。采油技术人员和工人创造了“长烟道”、“热风吹”、“平顶盘管加热炉”等多种多样的保温设施，解决了油井和油、气集输管线的保温问题。从领导干部、总工程师、大学教授到生产工人、学徒工和炊事员，都组织起来，动手挖土打夯，盖“干打垒”。仅两个月时间就建成30多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子，解决了几万人的过冬问题。这种“干打垒”房子每个单位都可组织职工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盖，投资少，建设速度快，对石油会战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1960年12月10日，大庆油田的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而当天原油产量达到7219吨，在冬季创造了石油会战九个月来原油日产量最高纪录。

1960年，在大庆油田第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石油工业部党组高度赞扬石油会战职工这种艰苦创业，“三要”、“十不”的革命精神。“三要”是：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帽子；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国争光。“十不”是：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为了石油会战的胜利。这种“三要”、“十不”精神，激励着石油会战职工奋发向上。

1202钻井队是全国著名的标杆钻井队，1959年曾出席全国群英会。1960年，在大庆石油会战中，这个队（队长马德仁、指导员韩荣华）首创一个月钻井“五开五完”的记录，获钢铁钻井队的光荣称号。196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苏联格林尼亚钻井队用十一个半月时间完成钻井进尺31300米，被苏联部长会议正式命名为功勋钻井队的报导。1202钻井队职工看到后，向会战领导小组请战，决心赶超苏联功勋钻井队。他们三月初冒着严寒开钻，当月就新开钻3口井，完钻3口井，并在六月份创新开钻5口井，完钻6口井的全国记录。到11月12日，他们已钻井3万米，交井27口，又创造了全国最高记录。这时，寒潮来临，呵气成冰，1202钻井队职工不怕严寒，提出“再打一口井，坚决超’功勋’，为国争光荣。”在凛冽的寒风中，供水管线已全部冻结，他们背冰化水，顽强拚搏十几天，终于在1961年11月29日22时，钻完了全年第28口井，只用九个月时间，完成钻井进尺31746米，实现了超苏联功勋钻井队的誓言。

当时，石油会战队伍就是以这样的精神面貌，以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为拿下大油田，甩掉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英勇顽强地战斗着。1961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来到大庆油田，十分关切地询问了勘探和油井生产情况，给会战职工以很大鼓励。1961年8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大庆油田视察时，高兴地说：“这里是一片兴旺景象，希望很大。”

石油会战职工通过学习“两论”，开展“学铁人，做铁人”活动，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解决各种难题，探明了大庆油田。

1960年头几个月，在证实大庆长垣各构造高点均含油后，会战领导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详探大庆长垣的部署。这一部署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鞍，就是在各构造相连接的部位，通过钻探以探明是否连片含油；二是探边，就是在各构造边部布一批探边井，以确定油田范围，三是钻剖面探井，全面解剖萨尔图和杏树岗油田，为计算储量提供依据；四是对33口出油探井进行较长时间的试采，其中5口重点试采井试采一年以上，以取得稳定可靠的各种生产数据。

为实施这个部署，会战领导小组调整了勘探队伍，并设立了三个探区。第一探区的勘探队伍，由松辽石油勘探局的人员组成，负责大庆长垣南部各含油构造的详探和大庆长垣外围升平等地区的勘探：第二探区的勘探队伍由四川石油管理局、青海石油勘探局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组成，负责大庆长垣中部各含油构造的详探；第三探区的勘探队伍由新疆石油管理局、玉门石油管理局等单位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组成，负责大庆长垣北部各含油构造的详探及林甸等地区的勘探。三个探区按照总体部署，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探。

石油会战职工以“两论”为指导，始终把认识油田地下情况，立足于掌握大量的、充分的第一性地质资料数据的基础上。石油会战一开始，会战领导小组就明确提出在勘探和开发大庆油田过程中，每钻一口井都必须取全取准“二十项资料和七十二个数据”，做到一个不能少，一点不准错。还对录取资料提出了“四全、四准”多的要求，即录井资料要全，测井资料要全，岩心资料要全，分析化验资料要全，各种仪表要校正准确，压力测试要准确，油、气计量要准确，各种资料数据要准确。

经过半年多的勘探，到1960年底，各探区共完成探井91口，试油63口73层，证实了大庆长垣各含油构造连片，大庆油田是一个面积大、油层多、原油性质好、产量高的特大油田。

在弄清油田特性的基础上，地质技术人员于一九六一年开始了大庆油田地质储量的计算工作。他们总共运用了11400米岩芯的50万次分析资料，160万个化验数据，1708万次地层对比资料，合理地圈定了含油面积，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油层有效厚度、孔隙度、原始含油饱和度等一系列计算参数，科学地计算出了大庆油田的储量。

持续3年多的石油会战，共探明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共完成财政上缴10．6亿元，除回收投资外，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1963年12月3日，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闭幕，周恩来总理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1] 

1963年12月4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大庆石油会战不仅为我国的石油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涌现出王进喜等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劳动模范，他们发扬和创建了“铁人精神”、“八三传统”。

目前，大庆油田仍然是我国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型砂岩油田之一。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52个油气田组成，含油面积6000多平方公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