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传

1935年 3月1日 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

1953年 -1957年 华中理工大学水动专业毕业。

1957年 9月-1960年9月 华中理工大学室副主任、助教。

1960年 11月-1978年5月 华中理工大学室副主任、讲师。

1978年 5月-1983年10月 华中理工大学室主任、副教授。

1983年 10月-1990年10月 华中理工大学水电能源研究所所长、教授。

198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

1990年 10月-1997年6月 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生副导师、导师。

1997年 6月—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能源学院院长。

2003年7月-2010年10月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院长。

2008年，受聘为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特聘教授。 ^[1] 

2010年11月--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名誉院长。

长期从事水电能源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培养了一大批学士、硕士、博士，出版著作《水电能源优化管理》、《水电系统最优控制》等11种，发表论文120余篇。曾主持多项重点科技开发与攻关项目（包括两项中－欧能源合作研究项目），其中“水电站水库优化调度理论应用与推广”、“电力系统隐随机决策”、“水电站经济运行计算机实时控制”等在生产应用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三等奖各一项，获部、省级一、二等奖10项。在水电能源领域有较深的造诣，从50年代未就开始水电能源的开发规划、调度管理和实时控制的研究，1963年出版了《水电站水库调度》一书。在水库运行基础理论、规划决策与风险管理、计算机实时控制等方面均有重要创新。将水电能源理论、优化理论、控制理论、不确定性理论以及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模糊分析等技术进行综合交叉，为现代水电能源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再做贡献。张勇传河南南阳人。

在中国河南省南阳市境内，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名字叫做白河。它源自伏牛山，流至襄樊注入汉水，再于武汉汇入长江，最终流入大海。这条河流，被南阳人民称为母亲河。

1953年的夏天，因为连降暴雨，白河涨水，洪波滔滔。

往日平静美丽的白河水，这个时候却发起了脾气。她这一翻脾气，差点阻挡了一个少年的前程。

这个少年，叫张勇传。这个夏天，他要渡过白河，前往许昌参加高考。

苦等数日，白河洪水不退。眼看考期就要错过，张勇传和家人焦急万分。怎么办？

雨势小些了，浪涛平些了，混黄的河水，依旧泛滥。现在可以渡河了，但是即使再赴许昌，考期也注定错过了。看了看地图，算了算日程，十八岁的张勇传，毅然决定，搭乘一只运货的小木船，沿河而下，顺汉水，赴襄樊！因为如果到襄樊，考试还来得及。

黄色波涛里，一只小船急流而下。水面上船身摇晃，周遭漩涡飞转。这一路，可谓凶险。这情景，更让张勇传百感交集。

在临考前一天，张勇传到达了襄樊。也顾不得旅途的疲惫，他马上前去报名，然后准备第二天的考试。由于路途颠簸，加上连日阴雨，他病了，是累病的！

不过，第二天，张勇传准时出现在了考场上，带病做完了所有的试题。当他走出考场时，他的步伐十分沉重，他的心情同样也很沉重，他觉得没考好！

但是，凭借扎实的知识功底，他还是赢得了这次高考的胜利。不久，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份意外的惊喜来自于华中工学院。

当然，他还不知道，自己成为大学生的这一年，也正是这所大学诞生的一年。

白河上的一场洪水，没有阻挡张勇传的理想。也正是因为这场洪水的激发，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理想。他选择学习水电专业。

张勇传的一生，注定和水有缘。高考之际，故乡白河发洪水。1954年，也就是他大学二年级的这一年，长江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全流域性大洪水，这是一个国家的灾难。因此，这一年的暑假，张勇传没有回家，毅然响应学校的号召，参加了长江的防洪抢险。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音乐——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在这样的豪情中，张勇传和他的同学们扛沙袋，垒堤坝，寻堤查险，防堵管涌……这一年的长江大洪水，无数的人用生命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冲不垮的钢铁长城。终于取得了抗洪的伟大胜利。

年纪轻轻的张勇传，已经历经了两次洪水。这位年轻人，不由地开始了关于水的理性沉思。

这滔滔江河水，足以让人惧怕，但是，它又可以产生多大的能量啊！若是能合理地利用起来，该是一笔多大的财富啊！水是一种宝贵的能源，如果科学地控制，有计划地利用，才能使它造福于民。张勇传觉得，这件事，正是他要探索的。

在大学时期，随着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知识体系的完善，张勇传已经有了将水害变成水利的想法。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张勇传几乎穷尽了自己毕生的心血。

爱因斯坦曾经讲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张勇传就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人，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大学期间，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不求天衣无缝地解决问题，但求自己能提出一点想法。

大四的时候，张勇传对“水能计算”的一种算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原来的“水能计算”，一定要做试算，显得过于繁琐，于是，张勇传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图解法”，就是在底图上设一条曲线，然后在一个透明纸上设一条曲线，将透明纸覆在底图上，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移动，为两条曲线找到一个交点，这个点，就是要求的解。这种方法，大大简化了原来“水能计算”的过程。这篇文章发表在《水力发电》杂志上。现在，这种方法叫迭代。这是张勇传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学术创新的发端。

1956年，张勇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张勇传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

1959年，高教部在华中工学院办了一个水电进修研讨班，从各大高校选拔了近30名教师和工程师，邀请莫斯科动力学院教授谢福拉讲授《水电站运行》，张勇传名列其中。

谢福拉是最早将电厂优化运行理论引入中国的外国教授，张勇传研究水电站水库优化控制的契机，就来自于这位苏联专家。

谢福拉用俄语讲，旁边有翻译，边讲边翻译，可是，张勇传才学会初级俄语，听外国专家讲课，就显得相当吃力。倔强的张勇传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俄语。不仅要了解，而且要精通。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以坚强的毅力，俄语的堡垒再度被攻破。

谢福拉讲的是水电站“厂内各台机组之间的优化运行”，而张勇传已经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厂外”。他不满足于谢福拉的讲解，还阅读了大量西方在水电运行方面的科技文献。

专业研究要走向深入，又对高等数学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勇传打开苏联人斯密尔诺夫所编著的四卷六本的《高等数学》教材，一头钻进了数学的海洋……

在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成了他事业上最大的拦路虎。在那种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人的身体是脆弱的，张勇传病倒了，他眼冒金星，头晕呕吐，是饿病的！饿得身体浮肿！饿得腿部肌肉用手指按下去，肌肉久久不反弹。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手中的书，他明白，做研究工作，要懂很多东西，要耐得住寂寞，要吃得了苦。饿着肚子，可以忍受，停止思考和研究，他不干。1963年12月，他完成了第一部著作《水电站水库调度》，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水库调度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张勇传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在学术上硕果累累。不过，这一切并没有给张勇传带来好运，相反，给他带来了不幸……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帽子漫天飞舞，校长被打倒了，书记被打倒了，教授们也都被打倒了。张勇传也不例外，他被扣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他的《水电站水库调度》被诬陷为“搞经济主义”，是“唯生产力论”，他的数学研究成了“玩数字游戏”，他被批为“反动权威”，带着自制的牌子，挂在脖子上，接受残酷的批斗。接着，还要进行劳动改造，扫马路，拔杂草……

一次，开完批斗会，张勇传被剃了阴阳头。晚上回到家里，妻子默默地拿起剪刀，尽量帮他整得好看一些。妻子的眼睛里没有泪水，而是坚毅，望着妻子的眼睛，张勇传读到了爱，读到了怜惜，读到了荣辱与共的那份坚定。

物质上的不足，已经让张勇传的身体出现了浮肿，精神上的打击，更让张勇传的心灵受到伤害。张勇传的心在汩汩流泪。

“文革”中，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射流成为一个热门的项目，张勇传的妻子瞿继恂，转行从事射流研究。这个时期，张勇传也觉得，自己的研究难得付诸于实践，成果在现实中得不到检验。这个世界，供他施展抱负的空间太小了。他萌生了转行的念头，想联系实际，做一些容易见实效的项目。

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朱九思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找张勇传谈话。

“你觉得你研究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就真的没有用处？”

“当然有用……如果能在工程上得以应用，肯定可以实现较大的效益……”

朱九思听了以后，说了一句话：“好！那你就坚持这个方向，继续研究吧！”

30多年后，当张勇传以水电能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卓越成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华工大人说，朱九思当年为中国水电事业保住了一颗科研的种子，没有这颗种子，就不会有后来的参天大树。

作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朱九思“保留种子”的行为，成就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被传为佳话。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进行改革开放。此时，亚洲“四小龙”已经崛起，而中国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发展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首要问题。

能源不足，电力不够，工厂就不能正常开工，生产受到了极大影响。湖南柘溪电站的工程师前往华工，希望让电站多发电，希望在技术上得到华工的支持。

1979年，张勇传来到了柘溪。目的只有一个——让电站多发电。

柘溪水电站建于1962年，它的运行是靠天吃饭，顺其自然，有水就发电，水多了就放掉，水少了就限制用户用电，严重干旱时，下游群众连生活用水都难以保障。

他与当地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没日没夜地工作。

摆在张勇传面前的，是纷繁复杂的文件资料，运行不善的水电站，一台速度极慢的计算机。除此之外，就是柘溪人民的无限希望了……

那台使用穿孔带的121计算机，尽管机体很大，占了整整一个房间。计算速度也很慢，但成了张勇传的宝贝。因为，当时我国的电子计算机太少了。

张勇传与当地技术人员在机房内“安营扎寨”，使用着那台笨重而珍贵的计算机，一个方案往往要连续三天三夜才能算出结果来。有时，在计算机前折腾了几天几夜，而得到的结果却往往不尽人意。

那种失望难以言表，就像登山运动员经过一次次的跌倒，好不容易登到了顶峰，正准备欢呼时，却突然发现，从前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爬错山了。科学是由不得半点情绪的，短暂的挫折之后，是一轮更加严酷的鏖战。

在技术上，对张勇传是一个挑战，在意志上，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肚子饿了啃饼干，瞌睡来了躺在草席上，课题组成员吃、住都在机房。

就这样奋战着，经历了多次失败的打击和折磨，课题组终于拿出了柘溪水电站的最优调度方案。

按新的调度方案，电站一年之内就多发电1.3亿度，占全年总发电量的6%。国家科委将这一成果向全国34座大中型水电站推广，效益大大提高。柘溪成为我国第一个成功实现优化调度的大中型电站。张勇传又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柘溪水电站经济运行实时控制”等项目，也被评为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的天地越来越广。其后，江西上犹江电站来请张勇传为他们做水电能源开发。1982年，张勇传再度展开科研攻关。优化调度方案一经实施，使该电站发电量增加了7.4%，半年就增加产值1400万元。这项研究，被评为江西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紧随其后，江西柘林电站也专门来请张勇传为他们做水电站调度的模型。以柘林电站为主的“江西四库联合优化”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电力部科技司全力支持张勇传的科研项目……

湖南省科委、江西省科委，都拿出资金来支持水电站优化调度的研究……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张勇传对优化调度理论进行总结,提出了水库优化调度的三个定理,并编制出了我国第一个水库优化调度程序。

此后，张勇传还在国内首次将博弈论、控制论、不确定性理论等运用到水电和水库调度中，为我国现代水库运行理论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其理论在丹江口、三峡等特大水库和水电站建设中都得以应用。

1997年，张勇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在《候选人简表》上，清楚地写着这样一句话：“所得成果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获得超过8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这还只是从1979年~1996年间的数据，其后的延续效益更加巨大。有人说，他的研究到今天为止，给国家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效益，恐怕已无法用数字来计算。

看到自己苦心研究的科学成果终于实实在在地造福于国家，造福于社会，得到了承认，张勇传感到无比的欣慰。

没有用武之地，是一个英雄最大的悲哀。这个时候的张勇传，从悲哀中彻底走了出来。

1985年8月的一天，随着汽笛的轰鸣声，北京直达武汉的列车驶进了武昌站，载着张勇传，也载着沉甸甸的荣誉。站台上，朱九思兴奋地对着火车招手，他马上就要见到久违的朋友了。张勇传风尘仆仆，朱九思神采奕奕，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张勇传由衷地说道：“感谢您！老院长，当年如果不是您劝我坚持研究，我就不可能得奖啊！”

在湖南和江西两省水电站优化调度项目中，张勇传“通过学科交叉，在本学科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并在生产应用中取得巨大经济效益”，鉴于以上贡献，他荣获了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这可是至高无上的最高荣誉。

既要教学，又要搞科研；既搞基础理论研究，又搞应用技术开发。1984年初，张勇传和同志们在华工校园里，建立了我国第一座水电站经济运行计算机控制实验中心，张勇传又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得奖后的张勇传，更是信心百倍，冲劲十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科研与教学之中。“以终为始，不断前进，重要的是着眼于过程，即使不成功，青春的年华，也没有碌碌无为，当然如果达到了也很愉快。追求了，奋斗了，也很愉快。”这便是张勇传对人生和事业的感悟。

张勇传在华工当了三年助教，十八年讲师，五年副教授，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华工路，他见证了这所高校的发展与变革，崛起与辉煌，现在，他已经桃李满天下。到如今，张勇传已经不记得带过多少位硕士、博士了。他总是在摸索怎样培养才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他主张放手让年轻人做事。他教育他的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根本方法应该是问，提问题，把学问两个字倒过来，就是问学。” 谈到对于学生的希望，张勇传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家所具有的胸怀。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的兴起，张勇传率先提出了数字流域的崭新概念，并进行系统的研究，成绩卓著。

作为一个科学家，张勇传对文化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较为深厚的积淀。平时，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再忙，他都会看看唐诗，背背宋词，张勇传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是练习书法，他写得最多的是老子的名言：上善若水。因为，水利万物而不争。

1953年，张勇传走进刚刚创办的华中工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作为大师的他，开始参与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文华学院。

2003年7月1日，年近古稀的张勇传，出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2]  第一任院长，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出任独立学院院长的院士。此举备受社会争议和关注。

张勇传认为，国家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产物。他在文华学院提出了“育人为本，质量第一”的办院宗旨。

“我常想，外国能把独立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 张勇传感慨地说。在文华学院，他的教育理念是“打好基础，着重素质，因材施教，凸显特色。”

在张勇传的带领下，文华学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腾飞，实现了学院 “千亩校园，万人规模” 的第一步办学目标，创造了二级学院发展史上的“文华奇迹”，使文华成为了全国独立学院中的佼佼者。

张勇传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不同于职业培训，独立学院应该立足于未来，培养既能适应当前工作，又有长久发展潜能的专业人才。他认为，独立学院应致力于培养“实用型人才”而不是“应用型人才”。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用型人才”仅具有对已有知识的运用能力，而“实用型人才”除了能够很好地运用知识，还应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为了把这所独立学院办得更好，张勇传提出：“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也要把科研抓起来。教师如果不搞科研，不懂创新，又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呢？”他大力倡导加强校园“创新文化”的建设，营造出一种创新的氛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所创新型的现代化大学。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文华学院的“文化节”、“科技节”一年比一年“火爆”。

现在的张勇传，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教学上。他和妻子经常漫步在华工校园。当年他亲手栽种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在建校纪念碑下，他感慨万分：创业维艰，守业不易。出任文华学院的院长，是张勇传的第二次创业，他依然如1953年一样，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在题赠文华学院第一批本科毕业生的《秋实》一诗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鼓起勇气，充满信心，去吧！去迎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