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是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和组成方式，即采用怎样的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将这些组织形式结合成为一个合理的有机系统，并以怎样的手段、方法来实现管理的任务和目的。具体地说:管理的体制是规定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各自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准则。它的核心是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职权的分配以及各机构间的相互协调。它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在中央、地方、部门、企业整个管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社会管理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根据对管理主体强调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类:首先,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又称政府社会管理,即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导或唯一组织者、参加者与行动者。其次,以社会为主体的社会管理,它强调社会的自治。

是国家就各种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及运行方式而制定的一系列富有约束力的规则和程序性安排，其目的在于整合社会资源协同解决社会问题，规范社会运行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要素包括八个方面：社团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社会应急体制、社会服务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工作体制和社会政策决策体制。

我国现行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在传统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基础上，因而存在着许多问题：（1）政府职能转变尚不到位，各级公共财政投入偏少而对农村地区投入更少，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严重滞后而且明显有失公平；（2）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公众参与渠道不多，难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3）政府还不习惯于借助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共同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4）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及中介组织、政府机构和社区自治组织不分，导致事业单位和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社会事业和社会自治的健康发展；（5）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重心失衡，手段单一，重管制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管，政出多门，直接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效果；（6）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简单，习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往往容易激化矛盾而非化解矛盾。（7）政府社会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管理成本过高，效率较低。（8）专门的社会管理人才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严重缺乏。

改革完善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有利于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次，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第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第四，有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

社会管理主体从国家这个唯一主体转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会管理方式从命令——服从的单向度统治行为转向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决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动；社会管理手段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市场机制以及社会自助和互助等多种手段；社会管理资源投入和服务产出主体由政府这个单一的主体走向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社会管理方式从以行政管制为主转向以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社会秩序从强制性秩序为主转向强制性秩序与自治自律所形成的自发性秩序并重；社会管理中权力配置格局从政府集中管理转向给社会放权和为公民增权；社会管理重心从单位转向社区；社会政策制定从封闭、神秘方式走向公众参与、多方协商和透明化决策。

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中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内容。由于教育本身的地位和特点，管理体制的改革往往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教育中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而教育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各种问题，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分析我国近年来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从这一角度认识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从高重心向低重心的转移。即通过权限下放，改变过去整个国家的教育活动的管理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状况，给予地方政府和学校自身更多的管理权和自主权。其重要手段之一在于，它反映了管理权限在原有体制内从上到下的变化，只是把管理的重心由中央下移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学校，而并未超出原有体制范围。这一走向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地方各级政府对本地方教育活动的管理权限的扩大。过去，无论是学校的建设、专业的设置和学科的调整，还是课程、教材、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的审定，包括各种教育经费的拨付与使用等等，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十分有限，更多地只是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这一管理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吻合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它对于较好地利用教育资源，维护教育活动的有序性，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模式不利于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难以适应随着社会发展和分化而出现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由于信息收集和掌握上的困难，也常常影响管理的效率。为此，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央政府明确规定了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政府所有。除了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的权力和责任，都交给地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则更进一步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有机决定本地区的学制、年度招生规模、确定教学计划、选用教材和审定省编教材”等等，同时也给予了其对所属各级政府教育管理权限的决定权。其二，是扩大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招生、专业与系科的调整、机构的设置、干部的任免、经费的筹措与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及国际交流等各方面，高等院校正一步步地朝着在政府宏观管理下，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发展。

第二、从原有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移。即改变过去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首先是学校的举办主体由过去体制内的一元化向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的举办主体多元的改革。过去，学校的举办被完全看成是政府的职能和权力。教育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也完全纳入了中央的计划调控之中，由此形成了政府作为唯一的举办主体的现象。对于有效地贯彻势行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无疑给予了体制上的充分保障。但面对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政府在财政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同时也限制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和发展教育。近年来，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办学的兴起，私立学校的涌现，以及与国际上有关组织机构的合作办学等等，反映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举办主体多元的走向，并呈现出逐渐深化和扩大的趋势。

其次，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的同一也逐渐走向分离。过去，在政府包揽办学的体制中，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和由政府任命的学校领导基本上都是同一的。政府既举办学校，又管理学校，同时也成为具体的办学者。如今，一方面由于出现了体制外不同的举办主体，而学校也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便带来了三者之间的分离和差异。这有利于更好地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发展教育，有利于调动办学者的积极性，但它同时也向教育管理提出了挑战，增加了难度。

第三，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之间由基本重合向相对分离的转变。这里所讲的“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分别指的是整个社会所提供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及总的数量，和社会各个层面在上述种类和质量方面对教育的需求。这一走向表现为：社会的教育需求逐渐从完全由政府提供的教育供给的约束和控制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教育供给本身也呈现出多元的状况。这一走向是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资源重新配置相联系的。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所有资源都是基本上为中央政府所掌握，地方和个人很难说是具有独立利益的主体，而中央政府又同时是唯一的教育供给的主体，由此必然形成在实质上的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的基本重合。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利益主体，有了相应的利益驱动和约束，成为教育需求的现实主体；而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招生及毕业分配制度等改革，也使得教育，尤其是非义务阶段的各种教育，与人们的自身利益有了内在的联系，并促使个人在教育需求上有了更为实际和主动的选择。所有这些，使当前社会的教育需求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取向多样化，并相对独立于教育供给的状态。另外，尽管中央政府仍然从宏观的角度调控着社会总体的教育需求，并在整个教育需求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各地区、各部门乃至于个人的教育需求已日益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由于学校举办主体的多元，教育供给上中央政府的单一主体地位也受到挑战，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局面。

第一，由于降低了管理重心，使教育活动与各个地区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相结合，从而直接带来了两个好处：首先是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和人们发展教育与办学的积极性，形成了教育发展的新的支持机制，扩大和增加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其次，教育本身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使教育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效益。一方面由于缩短了各种信息流动、反馈和转换中的时间与空间，增加了管理的直接性和决策的针对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的管理成本和费用；另一方面，学校的布局、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编，以及教学计划的制定等也可比过去较好地适应本地区要求。

第二，扩大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高等学校的深化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促进了高校办学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第三，学校举办者的分化，以及管理者与举办者、办学者的相对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和支持办学。近年来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私立学校的出现，以及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的兴起，已成为我国以政府为举办主体的正规学校教育的极大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办学的压力，适应了现代社会中不断扩大的教育需求。与此同时，由于各种社会力量办学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在办学思想、课程设置、教学上的某些试验和创新，也为我国教育教学的改革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由此，一种多元的办学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第四，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分离，也从某些方面促进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因为各个地区和部门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教育需求，以及个人在利益驱动下的不同选择，都较大程度地提高了整个社会在量、质、类等方面对教育的需求，并逐渐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尤其是私立学校和各地举办的非学历性高等教育，正是在这种不断膨胀的教育需求的刺激下出现的。而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取向与政策行为，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现实教育需求的状况与倾向。同时，这种相对分离还能够较好地为提高办学效益提供可能性。因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去作为行政附属的学校的办学思路和工作逻辑，激发学校的竞争意识，从而使学校更贴近现实和适应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以管理权限的变化为核心的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其社会背景和特征是分不开的，而这也是它与以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曾经有过的“放权”的不同之处。1949年以来，我国在教育管理体制上曾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调整，而这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过去相比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过去的调整只是单纯管理权限的变化，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并未改变，仍然是直接的行政管理，不过是换了一个管理机构而已。而这次的改革则是以建立一个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为目标，要扩大学校自主权，使学校变成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第二，就政府内部而言，过去的调整都只是在中央统一决策下的管理权限的下放，地方并无独立的决策权，而这次的改革则给予了地方较多的决策权，由此，使地方在办学上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更大的积极性。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权限调整是在中央高度计划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地方并无独立的资源基础，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这样，地方和学校的权限实际上是没有基础的。而这次的改革则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的，因此权限的获得具有了比较现实的资源基础。也正是由于上述区别，才使得近年来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真正推动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建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机构与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它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而建立的，最早可追溯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管理体制。建国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在不断的演变。

党的十六大要求“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国有资产，集中行使所辖的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从而实现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将这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模式更加具体化，对政府、企业、国资管理机构都有了更加明晰的规定：一是坚持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二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产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题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三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四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五是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自然资源等的监管制度。

2003年4月6日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挂牌成立，其职责和任务是：由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国有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基本成熟。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效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的产权代表方式、经营机构、经营形式以及相应的责、权、利关系等重大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二条 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含义

一、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国家管理水资源的组织体系和权限划分的基本制度，是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以及防治水害，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组织保障。改革和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是这次《水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水是人类赖以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资源，也是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水资源与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不同，它是一种动态的、可再生的资源。流域是一个以降水为渊源、水流为基础、河流为主线、分水岭为边界的特殊区域概念。水资源按照流域这种水文地质单元构成一个统一体，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换，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水量水质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这就要求对水资源只有按照流域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才能妥善处理上下游、左右岸等地区间、部门间的水事关系。水落石出资源的另一特征是它的多功能性，水资源可以用来灌溉、航运、发电、供水、水产养殖等，并具有利害双重性。因此，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各项活动需要在流域内实行统一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才能兴利除害，发挥水资源的最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目前，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水资源的管理已经成为世界潮流。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二十一世界议程》指出：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包括地表水与地下水、水质与水量两个方面，应当在流域一级进行，并根据需要加强或者发展适当的体制。我国重要江河均是跨省区的流域，这一自然特点使得协调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三、1988年制定颁布的原《水法》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为推进我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对水资源的权属管理部门与开发利用部门相互间的关系和职责划分不清，没有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导致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和职能错位的现象并存，“多龙治水”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一是流域按行政区域分割管理；二是地表水、地下水分割管理；三是水量与水质分割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产生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不利于江河防洪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和统一指挥。例如有的地方在汛期上下游、左右岸各自为政，只顾自保，不顾整体，影响全局的防汛抗洪工作。二是不利于水资源统一调度，统筹解决缺水的问题。例如一些地区在枯水期争相抢水，还有一些上游地区大量引水，造成下游地区江河断流、无水可用，给下游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损害。三是不利于地表水、地下水统一调蓄，加剧了地下水的过量开发。据统计，全国地下水多年平均超采量67亿立方米，已经形成164个地下水超采区。四是不利于城乡统筹解决城市缺水的问题。五是不利于统筹解决水污染的问题。目前中国跨区域的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局部治理，特别是下游地区治理无法真正改善江河水质和水环境，只有上下游统一治理、统一水量调度才能取得成效。六是不利于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发挥。新《水法》根据水资源的自身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一些国家水资源管理的通行做法和经验，按照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管理相分离的原则，确立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四、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水资源统一管理的核心是水资源的权属管理。新《水法》明确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为了实现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全国水资源的战略规划，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配置、统一调度、统一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为了实现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主要江河、湖泊设立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主要江河设置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流域管理机构，例如1935年设立的扬子江水利委员会、1933年设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和1929年设立的导淮委员会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大江大河的规划、治理和管理，在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成立了流域管理机构，其间机构几经变更。到目前我国在长江、黄河、淮河、珠江、海河、辽河这六大江河和太湖流域都成立了作为水利部派出机构的流域管理机构，行使《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水利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新《水法》对流域管理机构在水资源监督管理方面的职责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具体包括：（1）水资源的动态监测和水功能区水质状况的监测。（2）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以外的其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江河、湖泊的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的编制。（3）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江河、湖泊上建设水工程的审查。（4）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以外的其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江河、湖泊的水功能区划。（5）管辖权限范围内的排污口设置审查。（6）管辖权限范围内的水工程保护。（7）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的制订以及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计划的制定。（8）管辖权限范围内的取水许可证颁发和水资源费收取。（9）水事纠纷处理与执法监督检查等。

五、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水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实行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还必须紧密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水法》规定的流域管理机构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资源监督管理上的一些具体职责还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配套行政法规或者政府规章进一步界定。按照《水法》的有关规定，借鉴国外流域管理的功能经验，从总体上说，流域管理机构在依法管理水资源的工作中应当突出宏观综合性和民主协调性，着重于一些地方行政区域的水行政主管部门难以单独处理的问题，而一个行政区域内的经常性的水资源监督管理工作主要应由有关地方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实施。地方在维护全国水资源统一管理、水法基本制度统一的前提下，也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地方性水法规和有关政府规章，制定有利于本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府和有关规划、计划，依法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