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为

汪成为，浙江省奉化县人。1933年7月，幼年在上海上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去江西工作，把他留在上海外婆家。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向各学校强制灌输奴化教育。外婆因年老体衰，生活已无法自理，不得已，决定让汪成为冒险离沪寻亲。当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他流落到浙江富春江时，已经是衣食无着了，多蒙一些好心人和老船工们的收留，遂在航行于富春江的一条木船上当了一名小船工。抗日战争胜利后，几经周折，他才到达江西与双亲相见。随后，在江西、湖南等地上学。

1949年，祖国解放，日月重光，汪成为的父亲调往北京工作。1950年，汪成为也从湖南转学到北京，经过半年的准备，插班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开始时，由于基础较差，学习十分吃力。汪成为自小就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在师大附中韩满庐、钟善基、毛鹤龄等优秀教师的悉心教导下，发奋苦读，1952年，高中毕业时他已是一名优秀生和党的积极分子了。遂被保送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考入留苏研究生班。原计划赴苏联攻读“理论物理”研究生，全部手续均已办妥，后因国家需要，提出改为“导弹制导”专业，但苏方出于保密原因，拒不接纳。在组织与汪成为谈话时，他了解到国家已经成立了研制导弹的研究院，于是，就坚决要求参加这项工作。1957年，北京俄语学院留苏研究生班结业。1957年秋，汪成为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并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1957-1985年 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航天部第二研究院706所先后任模拟站副站长、硕士生导师、研究主任、副所长。1965年6月1日，集体转业，组建成第七机械工业部。在此后的28年里，他先后参加了导弹控制系统的仿真模拟、模拟计算机的应用与研制、数字计算机的应用与研制等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七机部二院计算机研究所（706所）渡过的。他的职务也从工程组长、模拟站副站长到研究室主任、706所副所长。20世纪80年代，原国防科工委决定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1985年9月，汪成为被调往原国防科工委，二次参军，成为系统工程研究所筹备小组成员，任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研究所“五人筹备组”成员。1986年3月18日，系统工程研究所正式成立，汪成为任总工程师。1987年，任“863”专家委员会委员。1990年5月8日，改任系统所所长。1990年7月13日，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副军级），同时兼任系统所所长（1993年3月后不再兼任）。1993年，授技术少将军衔。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8年，任“973”专家顾问组成员。2001年，授正军职。2002年，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3年，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2004年3月，免去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任委员职务，改为科技委顾问至今。 ^[2] 

汪成为在我国信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国家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他被聘为信息领域专家委员，任“信息领域首席科学家”和“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1997年国家启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计划”，汪成为被聘为“973”专家顾问组成员，是信息领域的召集人。为了加强对信息技术的领导和规划，国家成立了“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从2002年2月起，他被聘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汪成为因成绩突出，多次受到奖励。1985年荣立一等功；1987年7月27日至8月2日，参加了全军英模大会，被授予“英模荣誉证章”；1990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5月，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2年，获军队突出贡献奖。此外，先后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

汪成为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物理学，与计算机关系并不很大。从模拟仿真起步，逐步走入了计算机这一领域，从此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导弹事业在起步阶段曾得到了苏联的许多帮助，但是在关键的技术方面，苏联总是留一手。在导弹研制尹始，研制人员就认识到，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模拟和验证导弹控制系统的模拟仿真中心，并向上级报告了建设该中心的具体方案。不久，便得到明确指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立即开始调集和培养研制队伍，筹建我国导弹系统的模拟站，同时也紧急启动从苏联引进“电子牌模拟站”的谈判工作。经过多轮谈判，苏联原则同意向我国出售该系统，但删去系统中某些关键部件，特别是其中的“总控制台”和能够自动寻求控制系统最佳参数的“寻优器”。明知对方有意设卡，但为了能早日起步，仍然决定引进“电子牌模拟站”，同时下达了自行研制“总控制台”和“自动寻优器”的任务。汪成为作为“模拟站”副站长，负责对自行研制的导弹系统进行仿真模拟并参与这两项关键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便是汪成为跨入计算机行业的第一步。由于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基础薄弱，几乎是白手起家，他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与全体研制人员协同攻关，夜以继日地奋战，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随后，汪成为把自动寻优器中的部分机理和方法浓缩成一篇可对外发表的论文，刊登在1966年1月的《自动化学报》上。

随着我国各个行业对模拟仿真的迫切需求，如继续从国外引进计算机，不仅会使谈判频频受阻，而且价格昂贵、备件不能保证，自行研制和生产各类模拟计算机在当时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汪成为曾参与了M2、M3、M4、M5和M6系列模拟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并顺利完成了向工厂转产和应用单位的推广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某些导弹的地面控制计算机和弹用制导系统专用计算机的研制，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20世纪70年代起，软件成为计算机系统的关键，我国也急需培养和造就一支软件研制队伍。当上级动员汪成为由系统结构和硬件设计转向“软件研制”时，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S-8数字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研制任务中。1985年7月，该操作系统顺利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汪成为也为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荣立一等功。

1985年11月，原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讨会”，正式部署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当时仍处于筹备阶段的系统工程研究所奉命参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作为系统工程研究所筹备组主要成员之一的汪成为第一次接触到如此重要和复杂的战略研究任务，深深感到自己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与上级所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存在很大差距。系统工程研究所成立后，汪成为任该所总工程师。由于时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不仅十分关注该所所承担的任务和面临的困难，多次听取所领导班子汇报并给予具体指示，还亲自组织军内外有关运筹学、系统学、模拟仿真技术的人才，举办了历时数年的“系统学讨论班”；乃至亲自指导研究人员如何从正确掌握深化战略研究的高度，去收集资料、分析情报、提炼结论，并特意把自己在1983年发表的《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一文送给时已成为该所总工程师的汪成为阅读，同时还对他提出如下的要求：①学会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向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情报；②建立一个功能强大的检索体系，提高工作效率；③提高从资料提炼成知识、从知识汇聚成决策建议的能力，逐步地建立一个有效的决策支持环境。为了落实钱学森的这一重要指示，必须迅速加强系统工程研究所的软件研制能力和环境建设，同时，系统工程研究所还承担组织和领导了“全军军用共性软件”研制任务。汪成为与全所科研人员一起日夜奋战，按时完成了这一软件的总体设计，并对其中的某些关键部分开展研究工作。

通过对作战仿真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军用语言的编译系统等的研究，汪成为预感到“人的认知过程与计算机的处理过程的不一致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瓶颈，而面向对象技术具有克服这一瓶颈的潜力”。于是他与其他同志合作，于1992年出版了《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和应用》专著。

在钱学森改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级顾问后，汪成为遂在朱光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了。朱光亚学风严谨、知识渊博、为人谦和，对革命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工作中给予汪成为以同样的关怀和帮助。这两位领导和师长给予汪成为的影响使他终身不忘。汪成为常说，能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工作在这个环境内是十分幸运的，振兴中华——赋予他富国强军的使命，国际斗争——提供他抗衡拼搏的舞台；钱学森——提高他战略分析的能力，朱光亚——培养他严谨踏实的学风。正是由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兴旺、领导的重用、尤其是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培植，再加上汪成为本人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刻苦学习，以及一心为公、协同攻关的胸襟和能力，使他在国防科技和发展战略研究的领域内作出了成绩。他曾两次在国务院组织的会议上、数次在中央军委组织的会议上作报告，曾数次参与处理重大专项任务，多次向有关部门提供战略咨询建议。

1986年11月，“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正式颁布实施，信息技术是七个领域之一。当时世界科技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都持乐观的态度，在日本“五代机计划”的影响下，先进国家不甘落后，纷纷制定发展智能计算机的计划。在讨论中国的“863”高技术计划时，专家们支持把“智能计算机”列为一个主题项目，但在如何发展中国“智能计算机”问题上出现了不同学术观点，有的认为要结合国情走我们自己的路，有的认为应该走跟踪日本“五代机”的道路。 ^[3] 

孰是孰非，究竟该如何定夺？成为当时“智能计算机专家组”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汪成为作为专家组组长，以高度的责任心，在收集和分析世界人工智能的科技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认识世界，否则无法把握发展趋势；必须认识中国，否则无法优化战略部署”的工作思路。通过他和专家组全体同志一起精心筹划，先后在国内召开了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需求研讨会；在国外考察访问了美国、欧洲和日本诸国，请教当时世界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并专程访问了日本五代机的领导人。

经过几个月的分析研讨，专家组全体同志达成了共识：根据当前中国对信息技术的实际需求以及国家对“863”计划的投资强度，“306”主题的战略取向决不能仿效日本五代机的途径，而应结合国情走自己的路。并提出“智能计算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的目标是设计出比现有的计算机更合理、更聪明、更好用的计算机。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充分发掘现有计算机潜力的基础上，分析现有计算机在应用中的缺陷和瓶颈，用人工智能技术克服它们；当前的重点是使中国的计算机能以汉语语音、汉字、图形和图像与系统进行交互，使之具有较丰富的软件设计与生产能力和功能较强的智能应用系统开发环境。长远目标是建立起更为和谐的人—机环境。1990年9月，原国家科委在无锡召开了信息领域战略目标汇报会，一致通过了“306”专家组所制定的《发展计划纲要》。

汪成为还与“306”专家组提出了“顶天立地”的指导思想：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在应用和产品开发上有所效益。对“创新”类课题着重论文质量和验证系统的水平；对“突破”类课题着重原型样机的性能；对“效益”类课题着重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过了近10年的努力，到1995年止，由于思路明晰、方向正确，306专题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如：曙光计算机系统、可扩展的机群系统、客户/服务器系统、农业专家系统、军事决策系统等，发表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论文，同时也通过发展高技术带动了像“汉王”、“文通”、“桑夏”和“四达”等一批高技术公司的诞生和发展。为了实现“306”专家组所制定的建立和谐人机环境的长远目标，1996年，汪成为与其他同志合作完成了《灵境（虚拟现实）技术的理论、实现和应用》专著。“863”计划10周年过后，在国家科技部的领导下，开展了对今后5～10年中国高技术发展战略的研究。汪成为在总结过去10年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世界信息领域的发展趋势，提交了一系列战略咨询报告。如1997年8月25日，在“863-306”专家组会议上报告了对计算机体系结构发展趋势的认识；2001年8月，向国家科技部提交关于建设虚拟网络计算环境的建议等。世界和中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证明，汪成为所提出的观点和实现途径是正确的，具有战略前瞻性，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1997年6月4日，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召开年度第三次会议，正式启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计划”。1998年7月7日，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专家顾问组”，周光召任组长，汪成为是信息领域的专家顾问。由于汪成为长期参加军、民两个领域的“863”计划，虽然对信息领域关键技术发展情况比较熟悉，但也深深感到自己对基础研究的现状和国情了解不够，还不能提出具有方向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此，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和踏实的学风，高负荷地对国内外信息领域的基础研究现状进行调研。2000年4月15日，在由中国计算机学会召开的大会上，汪成为提出了关于中国计算机跨越发展的12个问题。不久，他又向“973”专家顾问委员提交了信息领域的战略报告。为了使中国与信息领域有关的“863”计划、“973”计划、专项任务和产品化开发项目能够有效配合、无缝衔接、切实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原则，他向国家科技部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宏观有序、整体最优”的建议。

2001年12月，中央成立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成立“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就政策规划、推广应用、网络与信息安全等重大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汪成为被聘为专家咨询委员。从此，他对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战略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2004年6月4日，在中国工程院成立10周年的大会上，汪成为作了《对21世纪初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思考》的报告，受到了与会院士的好评。

在中国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群体内，大家都认为汪成为工作努力、思路敏捷、待人诚恳、处事公正，与他合作共事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让我们摘录汪成为在中国工程院编辑出版的《院士自述》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历史是人的群体运动在时空中留下的轨迹。凡成功者，其实都是‘团队’的功劳，是因为得到了老一代科学家的指点引路、同代杰出科技工作者的鼎力相助、后起之秀的精诚合作。为公和谦容是产生凝聚力的根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韧、无欲则刚’。无私则无畏，以公为本，就有了共同的准则和目标。在某个研究项目完成后的评奖时，也许把某某人冠为‘排名第一’，这是对‘团队功绩’形式化处理后留下的粗糙之处，自己可千万不能认为真的该当‘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