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经南，男，汉族，1943年生，湖南长沙人，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82年9月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获硕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现任昆山杜克大学校长。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主编、测绘学报编委、国际GPS地球动力学服务组织(IGS)协调成员、国际"GPS Solutions"杂志编委。
简介
刘经南，男，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1943年7月1日出生，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1967年7月参加工作，后回校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9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导。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2012年9月至今任昆山杜克大学校长。
刘经南院士长期从事大地测量理论及应用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大地测量坐标系理论、卫星定位应用、软件开发和重大工程应用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特别是在GNSS技术应用和工程领域成就显著。
科学研究
他负责完成了多项大型科研和工程项目，推动了省级及城市连续运行卫星定位服务系统在中国的建设。获得三次国家科技进步奖，多次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一次国家教委教学成果一等奖。还曾获得中国科协“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发表论文150余篇。指导完成了40余篇博士学位论文和70余篇硕士学位论文，目前指导的在读博士、硕士生有40多名。
研究领域
刘经南院士长期从事大地测量理论及应用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大地测量坐标系理论、软件开发和重大工程应用方面成就显著，特别是在GPS技术应用和工程领域有卓有建树。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前苏联等国家的全球定位技术发展以后，他全心致力于全球定位技术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应用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深入钻研GPS技术与思想，创立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GPS课程教学，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独特见解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在理论方面，他解决了二维坐标系问题，实现了三维GPS坐标与二维坐标系的转换，特别是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分布式广域差分”技术，解决了国内许多GPS应用技术难题。该技术思路已在我国许多行业得以实施。湖北广域差分示范站的建立，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他设计的深圳GPS差分系统，目前也正在实施，建成后可以实现整个深圳与香港接壤地区的厘米级定位与测图。
在软件研制方面，他提出软件设计思想，先后主持编制了十余个应用软件成果，到目前已有六个软件进行了软件登记，包括海洋测绘软件和监控软件等。90年代初，其负责设计并领导完成的GPS数据处理综合软件包已占据国内80%左右的市场，同时出口日本等国作为随机软件，成为国外多家公司的配套软件。他为实现软件技术的产业化也进行了大量的推广工作。
在工程应用方面，近几年他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全国多项工程项目，其中最典型的有国家GPSA、B级网建设工程；武汉、广州、贵阳、西安、兰州等大城市GPS控制网工程；深圳连续运行卫星定位服务系统和湖北广域差分示范站；湖北清江隔河岩大坝GPS形变监测系统。还为已发射的国家北斗导航卫星广域差分系统的建设提供了最早的、完整的技术思路和技术方案。这些工程项目的实施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潜在效益。
在湖北清江隔河岩大坝安全形变监测系统的建设中，他作为项目组软件设计负责人，主持了软件系统的整体设计和开发工作。其合理的网络设计思想，独到的软件设计与硬件选择方案的配合，使该系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无人值守、连续自动运行的GPS监测系统。在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中，该系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恶劣的阴雨天气，其它系统完全失灵，而该系统仍然正常工作，为洪水错峰和避免荆江分洪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多次嘉奖。
在军民共建方面，他积极参与军队科技项目研究开发，很早就与北方工业公司合作开发了火炮定位系统，实现了火炮的GPS定位；首先用GPS技术改造了靶场定位定向系统，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效益；并为军队建设广域差分系统的卫星应用工作献计献策。在为军队做贡献的同时，他也大力开拓民用市场，传播技术，在我国许多地方开展GPS应用工作，实施GPS工程。他还参与了地震局相关的网络工程，南沙科考导航，深圳、海南等地区城市形变量监测工程等。
他善于将科研成果运用于教学之中，作为学院院长，参与、组织了“大地测量学专业改造工作”的教学改革项目研究，和项目组一道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专业和学科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改革措施，专业改造的效果和效益显著。该项目分别获1997年湖北省教育成果特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他还坚持在教学的第一线给研究生甚至本科生讲课，指导了大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GPS高级人才。
在研项目
1、卫星导航系统的精密定位定轨软件研究，自然基金项目
2、卫星导航增强系统广域差分GPS接收机，市科委项目
3、深圳市连续运行卫星定位服务系统，横向项目
4、GPS实时高精度土石方碾压施工质量监测系统，横向项目
5、CH-01工程，军工项目
人生信念
大地测量学专家刘经南院士执掌武汉大学。上任之初，有人怀疑，工科出身的刘经南，能否把四所不同特点和文化的大学融为一体，并担负起为百年名校再续辉煌的历史重任。
明知压力很大，刘经南没有退缩：“校长这个工作挑战性很强，越是有挑战的地方，我越是感兴趣，碰撞越激烈，我越感到斗志旺盛。”
人事制度改革，一直被视为高校改革的雷区。刘经南上任伊始，就在全校推行“全员聘用制”，作为第一步，所有教师岗位公开面向全校、全国甚至全球招聘。
04年武大100个教师岗位，有30多位教师来自校外，16位从海外归来，“今年我们还要这样做”。下一步，武大准备对实验室人员及行政人员采取聘用制，校内外人员都可竞聘。
新的武大由原武大、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及湖北医科大学4所学科不同的大学合并而成，如何在新形势下建设武大文化，再塑武大精神，这是刘经南觉得最难的一点。
刘经南说，他们正在研究怎样建立和谐的武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及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中塑造武大精神。
坚毅和知难而上，是刘经南的性格。大学毕业后，背着测绘器材，刘经南在湘鄂川的崇山峻岭野外工作11年，曾经九死一生，但他仍没日没夜地刻苦钻研业务，其建议曾为一项工程节约几百万元。
上世纪60年代起，空间测量技术方兴未艾，为把传统地面测量技术与空间测量技术结合起来，国际上曾先后出现3个转换模型。这3个模型孰优孰劣，一时成为这一领域争论焦点。
面对这一难题，1981年还是硕士生的刘经南勇敢地介入了这场争论，并证明出3个模型可以互相转化，有关模型不等价的争论也就没意义了。他还提出了第4个等价模型——“武测模型”，由此结束10余年国际学术争论。
1998年长江洪水肆虐，要测量出大坝在洪水压力下的位移，非常难，因为其精度要求达到亚毫米级。但刘经南率领的专家最后做到了。
做学问，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刘经南形象比喻，“每一个洞都要打透”。
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卫星定位（GPS）技术传入中国。那时，确定卫星在天空中的轨道位置是最复杂、最尖端的热点问题，研究的人很多；用于飞机、火箭上的卫星定位方法，也很前沿。刘经南却没有跟风，他选择了并不尖端但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卫星定位网即GPS网，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
在GPS网上，刘经南研究做得“透”。理论研究五六年后，刘经南又在产品商品化上花了2年，此后多年亲自做市场推广：在全国各地办学习班，解决用户问题。
从硕士毕业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只用了短短17年。而GPS网研究就花了他10多年，期间他一直没有转移方向，最终“在此领域树立了一个学术高台”：他研制出我国第一个GPS商品化软件，占领国内80%以上市场。2002年，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至此，他才转移到另一研究领域，成为中国研究广域差分技术的第一人，首次提出了分布式广域差分的概念。差分GPS是用于局部区域改进导航精度的一种技术，可分局域差分GPS和广域差分GPS两个类型。其中后者指的是较大范围内（几千公里）提供精度一致的差分GPS服务系统，它可提高GPS定位的精度。
刘经南不主张看上某个热门方向，就赶紧跟上，洞打得很多，但没有一个洞打得深，因此在国际科研竞争中难以留下自己的痕迹。
学术环境
高校教育改革的尝试之作，发生在最近两年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提出要重“四学”，即“学者、学术、学科、学风”，刘经南解释说，高校应当营造一种让老师和学者能够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环境，不要为评职称所累，不要为工作量所累，不要为各种评奖所累，而潜心于自己的专业，潜心于学术，潜心于创新。这需要用目标责任代替以工作量、文章、奖励、专利等为依据的传统的考核方式，建立更加合理的科研评估体系。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允许失败，宽容失败，承认科研失败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价值，鼓励学者开展原创性的科学研究。
刘经南认为，目前的高校教育中，学科壁垒、部门壁垒制约了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制约了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所以要创造一种灵活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打破这种壁垒，形成一种高效率、高效益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学术的发展。
人物故事
刘经南：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著名大地测量专家。长期从事大地测量理论及应用研究与教学工作。
著名测绘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院士有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少年时代与孙辈作比较。
显著的不同体现在书包的分量上。他发现，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孙女“书包越来越重”。从三年级开始，孙女就拉上了“带轮子”的拉杆书包。
刘经南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孩子们作业多、参考书多，为了能考入好的中学，必须在课外接触一些附加题，为此要参加英语班、奥数班等。而为了“右脑与左脑的协调发展”，孩子还被父母送到艺术班，去学跳舞、弹钢琴、拉小提琴。
刘经南说，这些课外班，孙女几乎一个也没落下。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
他到美国的小学访问过。在一所小学，他见到三年级小学生在开辩论会，题目是《你最感兴趣的地方及理由》。学生们带着这个题目，放学后自己上网搜集资料，然后带到班上讲给师生听，并回答提问。学生们看上去兴致勃勃的。
“哎呦！这相当于我们本科生答辩呢！”刘经南当时感慨。
他指出，应试教育问题不解决，孩子们就没法快乐起来。
中考时曾因数学成绩差而落榜
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刘经南的自我评价是“比较全面发展”的。“我不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20世纪50年代，刘经南在湖南省长沙市读中小学。当时，师生“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甚至整个学校都下乡办学，半天学习，半天干农活。
在刘经南的印象里，当时的教育是“很宽松的”。在众多课外兴趣小组中，他参加过航模组、摩托车组等。他甚至加入过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在舞台上做“表演唱”，那是当时比较“时髦”的一种演唱形式。
读中学时，下午的最后一课是课外活动。因为身体较弱，刘经南常去学校图书馆读书。为了多看一些课外读物，他申请当了义务图书管理员。整个中学时代，他都没有告别“馆员”这个兼职身份。他从中学图书馆馆员做起，历经长沙市青少年宫图书馆、长沙市图书馆，一直做到湖南省图书馆馆员。
他认为，这段经历培养了自己对信息获取、分类的能力以及快速猎取知识的能力。在这些图书馆里，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博览群书。
刘经南至今保持着对文史类著作的偏好，当年他曾因为偏科而落榜。他自小接触古典诗词，小学时就开始读《红楼梦》，作文经常成为被宣读的“范文”，语文成绩好于数学。因为数学成绩较差，他没有考入理想的中学。第二年重考，才考入了有名的长沙市明德中学。
在明德中学，刘经南喜欢的科目有生物、化学、天文学。在那个年代，科学家发现了DNA双螺旋体结构，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事件都影响了他的爱好。他自制的显微镜，放大倍数可达到100倍左右，吸引了很多同学。
从高中到大学，都是由兴趣来引导学习
高中成绩优秀的刘经南希望能够考入北京大学的生物类专业。但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他的档案上带有“该生不宜录一类学校”标注。1962年，他第一志愿落榜，后被武汉测绘学院录取，专业是天文大地测量。
入校以后，刘经南一度想要退学，来年再考一次，因为测绘专业与自己的兴趣相去甚远。但老师和家人都劝他坚持下去，由于“家庭成分”问题，他能读大学已属幸运。
刘经南依然喜欢生物专业。读大一时，他还去旁听过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虽然不喜欢测量，但他觉得“拿好分数，是一个学生应该做到的”，门门课程都是高分。大二时，他接触了更多的测绘专业基础课，发现里面也有很多探索性和挑战性的东西，对本专业产生了兴趣。一位著名的测绘学家由此开始了自我提升之路。
如今，刘经南自己总结，从高中到大学，他都以兴趣来引导自己学习，“对其他的方面考虑得较简单”。
当了大学校长后，他注意到，从生源上看，现在招进来的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深，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普遍不够强，学习方法通常也是应试的那一套”。
而且，很多同学往往不是依从兴趣，而是从谋生的角度出发选择专业。在刘经南看来，这“不能说不对”。可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应该从自己的探索欲出发，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他公开批评过：“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学习目标有些功利化，不是用兴趣和自由探索来引导自己的学习，而是为了考试，考研究生或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而学。”
他屡屡呼吁，让孩子们快乐起来，这离不开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他对记者说，要从根源上减轻孙女的书包，就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否则“减负”就“都是空话”。
“不是我们认识不到素质教育的好处，而是教育资源不足，分布又不均衡，还没有彻底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刘经南说，教育界众多人士呼吁多年的教育财政性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个目标将在2012年实现。但达到4%还不够。要想发展素质教育，治本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增加教育的投入，并且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就会快乐起来。”刘经南说。